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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物质时代的人文情怀 　　于丹把人文情怀视为生命的重中之重,在国学没落的时代,她仍坚持快乐地歌颂经典;她坚信使命和关怀应与生命同在,始终用柔软的心灵悲天悯人。于丹甘愿做传统与现代之间的摆渡人,她的理想非常清晰: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在于丹最初开始讲课的时候,她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让最平凡的百姓听得懂。她希望那些跟她拜过把子的、铁骨铮铮的农民工人兄弟们,那些嘘寒问暖的街坊邻居们,都能够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因为是这些人,让她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1989年10月,丰台区柳村的农田边,走着一位穿白棉布连衣裙的年轻女孩,过腰的秀发和庄稼一同在秋风中摇曳。她手拎着大大的尼龙网兜,里面装着脸盆和刷牙缸子,叮叮当当地走在土路上。 　　突然,路边蹿出来两只瘦瘦的大狗,在她腿上边蹭边叫。她恐惧极了,也一直不停地哇啦哇啦叫,叫得腿肚子都转筋了,却也无路可逃。正绝望时,闪出来一个农民小伙,带着愠怒,对姑娘吼道:“喊什么喊,看把狗给吓的。” 　　听了这句话,哭笑不得的姑娘心中忽然涌现起一种卡夫卡似的黑色幽默:原来,我也能把狗吓到。 　　 　　柳村往事:从幻灭到接地气 　　 　　和那个时代所有的女知青一样,一直在蜜罐里长大的独生女于丹就这样带着户口被下放了――这意味着她很有可能就落户在乡野永远回不来了。那年于丹刚刚研究生毕业,被分配到文化部艺术研究院,但“插队”却分到了柳村的印刷厂里,每天的工作要么是蹲在地上擦油墨,要么是裁整一摞摞的铜版纸,弄得脏兮兮不说,白嫩的双手还常被锋利的纸边弄出十几道血痕。 　　一同被下放的九个人,住在四间土坯房。门是马口铁的关不严,房顶简陋到用砖头压着几片毡子而已。每天晚上在小破屋里,九个人就坐在一起,摸着黑听崔健的摇滚,唱《一块红布》,吼《花房姑娘》,跟着崔健唱遍了那个时代所有的摇滚,流着眼泪,喝着啤酒,彷徨着彷徨。读了18年书的于丹,也觉得一身学问无处倒,甚至一整年连个字都很难看到,那种幻灭感不亚于当年“文革”时代知青上山下乡。 　　绝望的意义是让希望更令人惊喜。有一天,于丹偶然在车间听见分管生产的领导来说有个古文的稿子要校,她拿来一看,兴奋得泪光闪闪,拿着稿子如同读到母语,她高兴地找来另外两个学古文的男孩,以最快的速度就把外人视为天书的东西校出来了。第一次,于丹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在工厂里派上了用场,也正是这一次,让于丹他们获得了当地农民们的敬重。戏剧性的转变就此开始。后来一有勘校之类的“技术活”就找他们,粗活累活一律不让他们干了。 　　于丹的第一本书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写出来的。每天晚上写书写到11点多,于丹就关上灯,拎着椅子走到场院里,放在路灯下面――那束如同舞台上的追光的光束散落在她身上――她就那样一个人坐在那束光里,夜凉如水,一天又过去了。 　　后来,有一天于丹骑车同柳村经过新街口,人声嘈杂之中,忽然听到街边小店有个特别清晰的男声唱着一句歌词:“生命终究难舍蓝蓝的白云天。”于丹“咣”地就把自行车扔在路边,掏出仅有的十块钱买了一盒磁带――罗大佑的《恋曲1990》。当于丹一手拿盒带,一手拿着两块钱走出来的时候,她眯着眼睛,抬头看着早春的天空,在那个时候她才明白,人是要穿越很多事情之后,才会明白,真正难舍的,却是再简单不过的蓝蓝白云天。 　　回忆起那段青涩却充满激情的岁月,于丹说道:“十年前的我远远不像现在这么坚定。人在成长中都会经历很多彷徨、悲观、失望。但人在穿越近乎寂灭的悲观后,才能成为真正的乐观主义者。见到很多东西被颠覆,才会再次相信人性;朴素的生活才会走到最远。” 　　柳村的日子让于丹心存感激,这让于丹告别了过去的矫情,曾经心中满满的那些风花雪月和空中楼阁,都在柳村接上了地气,这之后,不论是后来去大学教书,还是去电视台做讲座,于丹再做事情时就开始有根基了,以至于后来讲《论语》、《庄子》的时候,于丹都难忘柳村培养出来的草根情怀。在于丹最初开始讲课的时候,她有个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让最平凡的百姓听得懂。她希望那些跟她拜过把子的、铁骨铮铮的农民工人兄弟们,那些嘘寒问暖的街坊邻居们,都能够听得懂她在说什么,因为是这些人,让她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让她体会到了磨砺中的温暖。 　　 　　与国学大师的美好邂逅 　　 　　十年前,人人都以国外的事物为好为时髦,甚至连国外的月亮,都看起来更圆一些。十年后,大家发现有种文化是如此地亲近我们的心灵,有些话语是如此朴素却融入于我们的血脉,迷失了太久的中国人一下子终于再把目光聚焦在曾经被抛弃的传统文化上。而这一切种种,毫无争议,都与于丹息息相关。 　　于丹还记得2006年初踏百家讲坛的时候,在座的听众都是些老头和老太。当穿着亮丽套装的于丹站在镜头前时,下面开始议论纷纷,质疑怎么找了这么年轻的人,言词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