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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早期艺术歌曲之比较 　　19世纪下半叶对同处于亚洲的中国和日本来说是一个改变各自命运的时代。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使得日本国力突飞猛进，一跃成为亚洲的霸主。相对于日本改革的成功，中国在30年后的戊戌变法则只能算作是清政府的苟延残喘。这两场改革的结局直接导致了亚洲乃至整个世界格局的改变。政治改革势必同时带来文化领域的变迁，事实正是如此。亚洲两国的政治改革均要追溯到西方势力的急剧上升，西方社会以其强大的国力不断向亚洲进行着扩张，这种政治范围的扩张同时也带来了一股西学东渐的潮流。日本明治维新中最主要的一项措施便是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而中国的戊戌变法和洋务运动也将文化之门打开，使得中西文化交流日益频繁。此时，音乐在文化的输入和输出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和日本都选择了以留学生作为纽带。日本的留学生主要前往德国等欧美国家进行学习，中国则向日本和欧美两线并进。因此，西方最重要的音乐形式――艺术歌曲，随着留学生的学成归来而慢慢进入中日两国，并在中日土地上生根发芽，由此拉开了中日早期艺术歌曲创作的帷幕。 　　 　　 宏观音乐文化背景以及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界定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音乐发展的中心仍是欧洲，其传统音乐体系此时正经历着由晚期浪漫派到现代主义的转型，但是，对于亚洲的这两个国家来说，西方音乐仍然披着神秘的面纱。这种状况促使两国的一部分留学生急切地接触和学习西方音乐，他们无疑地成为两国音乐文化交流的第一批使者，也正是这些留学生奠定了两国新音乐发展的基础，开启了东方音乐文化与西方音乐文化认识、学习和融合的大门。 　　中国和日本的传统音乐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中国的雅乐历经千年至清朝时逐渐退出人们的视线，大众形式的戏曲在清末则是异彩纷呈，戊戌变法后西方音乐的传入为中国的乐界又带来了一丝新的气息；日本的情况亦复如是，日本民族音乐的直接来源便是我国唐朝时期的音乐形式，当时日本的遣唐使将中国音乐带回日本之后，与本民族的传统音乐进行了结合和改良，逐渐形成了富有日本独特风味的民族音乐，明治维新运动之后，西方音乐取而代之成为日本学校音乐教育的主要内容。 　　西方创作形式的歌曲迅速进入中日两国，这种被后人称作学堂乐歌的歌曲形式直接来源于欧洲浪漫主义最杰出的音乐成果：艺术歌曲。当时处在浪漫主义晚期的欧洲作曲家几乎都热衷于艺术歌曲的创作，随着浪漫主义创作技法的变迁，艺术歌曲的表现形式也变得丰富起来，加之艺术歌曲篇幅短小、伴奏简单，使得两国的留学生不约而同选择了艺术歌曲作为引进西方音乐的敲门砖。 　　艺术歌曲进入两国之后迅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的曲作家，并为各自随后的新音乐发展开拓了一条道路。中国与日本一衣带水，文化方面长期有着密切的交往，因此，西方艺术歌曲在两国的发展必然也有着相似之处，其间的异同，也正是本文所要着意探讨的。另外，所谓中日艺术歌曲发展的早期，就牵涉到时间的界定，笔者认为这个早期应为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左右。因为1940年代以后，随着各自政治格局的进一步转变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两国的艺术歌曲创作均转向政治歌曲和军歌，因此，真正意义上的中日艺术歌曲的早期创作和发展便是在这段时间内发生的。 　　 　　 日本早期艺术歌曲 　　 日本是亚洲最早西化的国家，明治维新早期，日本政府便派出留学生前往德国学习音乐，留学归国的山田耕作、中田喜直、泷廉太郎等后来都成为日本乐坛的先锋。山田耕作作为最早将西方音乐引进日本的作曲家，其创作的艺术歌曲不仅在当时风靡，时至今日，仍被日本国民视为民族文化的珍宝。此外，日本早期杰出的艺术歌曲创作者还包括成田为三、多忠亮、中田章等。他们创作的艺术歌曲均具有浓厚的民族风格，显示了早期作曲家有意识地将民族音乐与西洋音乐融合的趋势。 　　 日本艺术歌曲中民族音乐的成分主要体现在旋律的调式调性上，作曲家在创作人声声部时通常会选择日本的民族调式。如山田耕作的《红蜻蜓》选用了五声音阶，《这条路》运用了六声音阶的旋律；泷廉太郎《荒城之月》的旋律则为都节调式（都节调式是由两个相同的小二度加大三度的四度音列构成的日本民族调式）。其次，受诗歌格式规整的影响，作曲家为了配合歌词，大多选用分节歌的形式创作，如1901年泷廉太郎创作的《荒城之月》，1927年高??哲夫创作的《时计台的钟》，1948年高木东六创作的《蓝色华尔兹》，以及1970年代的《花之街》等作品都选用了此种曲式。分节歌是艺术歌曲之王舒伯特惯用的创作手法，由此不难看出日本艺术歌曲受德奥浪漫派音乐的影响之深。 　　从伴奏部分来看，早期日本艺术歌曲的曲作者偏爱使用调内分解和弦，如《海滨之歌》和《早春赋》都运用了十六分音符的分解和弦作为织体，《红蜻蜓》（见谱例1）运用了八分音符的分解和旋伴奏，人声旋律音大多与低声部伴奏的和弦音相同，因此，人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