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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乐广播的好领导 　　 　　新中国建立后，人民翻身当家成了国家的主人，“为人民服务”成为国家各项工作的宗旨。1958年中国开播电视以前，听广播是广大群众每天必不可少的重要文化生活。为适应我国文化建设发展的需要，1955年初中央广播事业局决定加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文艺广播部分，把原来的文艺部扩充并划分成了音乐与文学戏剧两个部分。文学戏剧部由原文艺部主任柳荫担任，音乐部主任则迟迟没有任命。后来有消息说中央要派一位资历深、能力强的音乐家来担当此任，大家听了都非常兴奋。不久得到确切消息，即将到任的音乐部主任是曾任上海音乐学院第一副院长并兼任党委书记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向隅同志。 　　向隅来北京就任中央广播电台音乐部主任之前，我没有和他见过面，但他的名字我不仅早已知晓，而且还曾经唱过他那首有名的代表作《红樱枪》。我第一次见到向隅时，他那慈祥的面容、谦和的神态，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的性格比较内向，说话简洁明了，并经常具有幽默感。 　　他首次会见音乐部全体人员时，没有发表就职演说，也没有下达什么指示，更没有讲什么大道理，而是简单地向大家致意后，就别出心裁地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有趣的音乐课，讲解的内容是奥地利作曲家舒伯特的《魔王》。他一面以娓娓动听的语言为大家讲述作品的内容，一面配合讲解播放这部作品的录音。他那感情色彩浓郁的语言紧密结合着音乐的进行，把在场每一个人都带入到那个风雨交加、雷电大作的可怕的夜晚。旁白、魔王、父亲和儿子，不同人物的音色与唱腔交错出现，分别表现出魔王的诱惑、儿子的恐惧和父亲对儿子的抚慰。大家听得入神，仿佛自己也融到音乐意境之中了。当讲解结束的时候，人们才如梦初醒，很不情愿地散去。 　　向隅同志早年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就读时，对黄自先生讲授的音乐欣赏课就兴趣浓厚。应上海市教育局的约请，1934年初音专每周去上海的中西广播电台定期播送古典音乐节目，学校选拔了贺绿汀、向隅、刘雪庵三位学生，协助黄自先生从事广播的编辑工作（见校刊《音》47期）。抗战爆发后向隅同志奔赴延安，他在鲁迅艺术学院、延安星期音乐学校任教期间，都兼任音乐欣赏课的教学。这门课程的开设对拓展学员的视野、丰富音乐知识、提高文化素养，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向隅同志根据长期从事音乐教育事业的体会，主持中央台音乐部工作后，十分重视全民族音乐文化素质的提高，在他的大力倡导下，中央台为普及音乐教育而设置的节目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央台开办了《每周一歌》《民族器乐讲座》专栏后，又陆续开办了《口琴讲座》《民歌讲座》《贝多芬九大交响曲讲座》《柴科夫斯基六部交响曲讲座》等专题节目。这些寓知识于欣赏的音乐教育性节目，在传播、普及中外音乐文化方面，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受到听众广泛欢迎与好评。当代古琴演奏家李祥霆曾经亲口对我说过，他就是在东北聆听了古琴艺术家查阜西老先生主持的古琴广播讲座后，对古琴产生了浓厚兴趣，其后更是进京寻师，在查老的亲切帮助教导下，走上古琴艺术专业的道路。 　　 　　在电台音乐部的工作中，从加强音乐节目采录，到提高录音质量方面，也充分显示出向隅的领导艺术才能。他既重视音乐采录的量，广泛采集社会上不断涌现的优秀音乐作品，尽可能多地把它们纳入到录音库中来；另一方面他根据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又很重视音乐录音质量的提高。为此，他选派录音导演去国外学习，还倡议设立并亲自主持每周一次的新录制音乐作品集体审听会。 　　审听会的参加者除了中国与外国音乐组的编辑、录音组织者、音响导演外，还有唱片组、录音资料室（录音带的保管单位）以及对外部（今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前身）的有关人员。会上大家对每一部（首）新录制的音乐作品的艺术水平与录制质量进行充分的讨论、评议并决定其使用的范围（如广播、与地方台交换、对国外广播、进行国际交换、建议送请由音乐界专家与领导组成的中国唱片厂艺委会审查出版唱片、少数录音质量不合格但是有保留价值的作品则作为资料保存）。与会者各抒己见，经过充分讨论后，才由部主任向隅综合大家的意见，拍板定案。这样难得的学习机会谁也不愿意错过，每次召开新作品审听会时室内总是座无虚席，迟来者只得搬个凳子坐在走廊里。 　　向隅同志除了亲自动手写作广播稿（如纪念冼星海、麦新的稿件），还通过他数十年在音乐界广泛的联系和影响，约请了许多著名音乐家为电台撰写广播稿。如请他的音专同学贺绿汀、江定仙为音乐部纪念黄自先生逝世20周年的专题节目撰写专稿，为黎锦晖（在当时的形势下只能使用化名）著文介绍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刘雪庵、钱仁康也都应邀写作了广播稿，还接收过友人傅雷先生转来的谭小麟的音乐作品录音带。全国演播《马路天使》等“五四”以来优秀影片时，应听众的要求，1957年向隅批准播出了这部影片里面周璇演唱的《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等流行歌曲。当局领导决定停播这些“黄色歌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