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山生女不必丑，湘树开花也自红.docVIP

巫山生女不必丑，湘树开花也自红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农业在国计民生中居于首要地位。因此，对于农业和农业发展史的研究，历来受到人们的重视，并取得了诸多成果。但是，这些成果大都集中在农业的物质层面，而对于它的价值层面，对于它的内在精神和特质，对于它与国家价值体系的构成及对民众价值观念的影响，则缺乏应有的重视。陈文华教授所著《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恰恰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可谓有筚路蓝缕之功。 　　既然是以农业立国，农业文明在很大程度上又代表着中国古代文明。因此，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的研究，又是对中国古代文明的主体进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所叙述的，实为中国古代文明史，其意义又不限于农业文明本身。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学科的发展，从历史学中已经分离出思想史、法制史、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等专门学科，而对于中国古代立国之本的农业及其文明史的研究，虽然已有大量成果问世，却尚未建立起独立的专门学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作为第一部全面描述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发展历史的专著，对于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学科的建立具有重要作用。首先，作者对于“农业文明”即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了科学定位：“当农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农业技术形成一定的体系、生产经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开始上升到更高的认识，才能称之为农业文明。”同时，将农业文明细分为物态文明、制度文明、行为文明和心态文明，从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丰富了其内涵；又将研究重点放在行为文明和心态文明上，以区别与一般的农业研究。其次，作者对于农业文明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进行了富有创见的判断，认为“一部中国农业文明史，实质上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史”。围绕这个中心，本书对农业文明的发展线索、内在理路和主要贡献等进行了系统探讨，把宏观研究和微观探索结合起来，做到了融会贯通、重点突出。其三，在坚持历史学本位的理论和方法的前提下，作者灵活运用考古学、民族学、民俗学、文字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中国古代的农业文明从各个角度进行了论证和剖析。这些，都为本学科的建立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可操作性理论体系。 　　因为对文化和文明概念的外延和内涵理解不一，一般通论性的文化史和文明史著作总不易做到宏观和微观的结合，不是与思想史、哲学史混淆不分，便是对各种文明成果进行简单的罗列和描述，因此，这些著作就不免流于琐碎，缺乏宏观统览和融会贯通。《中国古代农业文明史》的作者显然关注了这些弊端并力求予以克服。作者在《绪论》部分开宗明义地提出其理论假说：农业塑造了中华文明，农业对中华民族的衣食住行、文学艺术、家庭结构和价值体系也即文明的四个层次都起着决定作用，中华文明实质上就是一种农业文明。在这样一种宏观的理论视野指导下，作者再从饮食、文学艺术、茶文化、哲学思想等方面微观地分析行为文明和心态文明两个层次，以充实的史料对其理论假说进行了严密论证，言之有理，颇有说服力。与之相辅相成的是，这种宏观的理论关怀也为微观的文化成果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社会背景。如唐宋以下，咏诵花卉的诗词视前大增，以往我们只是对这些诗词的创作特点、艺术成就和文学价值进行分析。但作者在本书中却指出，这些吟咏花卉的诗词之所以兴盛，是与花卉种植业的发达分不开的。宋代以下，赏花和种花逐渐在民间形成风气，促进花卉种植成为专门行业，许多人以种花为业，也有人以卖花为生。在这种背景下，花卉自然成为了文人雅士们的创作题材。再如宋元时期农事诗的繁荣，作者指出这与特殊的历史背景有关。当时内忧外患，社会动荡混乱，一般的知识分子因躲避战乱而流离颠沛，辗转于社会底层，流落乡村，从而有机会接近农民，有的甚至直接参加农业劳动，过起农村生活。有些上层官吏也因企图改革政治以挽救垂亡的政权，需要掌握农村实际情况，因而在他们的诗作中有许多描写农事的诗歌。像这种例子书中随处可见，这是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成果和文化现象的一个独特视角。作者宏观和微观相结合的分析，既具整体眼光，又不乏细致描述；既有理论视野，又有史料基础，实可为今后撰写文明史者借鉴。 　　本书对底层民众的关注同时也是对农业文明的创造主体的关注也值得称道。底层民众是历史的主体，也是农业文明的创造主体，其群体性的欲望、信仰、价值观念等总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历史的走向。自二十世纪后期以来，传统的政治史模式结束了其一统天下的局面，社会史大行其道，底层民众日益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社会史学者将关注底层奉为圭臬，取得了丰硕成果。虽然其中许多成果可被划入文明史的范畴，但至今尚未进入文明史研究者的视野。由于本书的研究对象是农业文明，这为关注底层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为从事农业生产的都是底层民众，研究农业文明，自然绕不开底层民众的生活、信仰和价值观念。故本书作者很自觉地将农业文明的范围确定为“既包括诸子百家、文人雅士、宫廷贵族等精英文化，又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