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东地区在明代弘治朝后何以成为黄河泛滥之区.docVIP

豫东地区在明代弘治朝后何以成为黄河泛滥之区 　　“中国之水非一，而黄河为大，其源远而高，其流大而疾，其质浑而浊，其为患于中国也视诸水为甚焉。”由于黄河源远流长，所经地域广大，不少支流汇入其中，加上它穿越黄土高原，水体浑浊且携带大量泥沙，至河南孟津以降，地势平衍，河面展阔，流速减缓，河床增高，加上土质疏松，堤防极易溃决，故有“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说法。宋元时期，黄河在下游的危害即很严重，当时人就有“今河之害可谓大矣”、“今日为中原民害之大者，莫甚于河”的感叹。然而到了明代，中原河患愈形剧烈，尤其是明弘治朝后，豫东地区成了黄河泛滥之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除却黄河自身特性、区域地理生态、整体气候环境等自然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来自当时黄河治理中以漕运为中心而不及其余的基本方策的这一人为因素。 　　自唐宋以来，随着江南地区的开发和发展，其在国家财赋中的比重日增，地位加重，尤其是元代定鼎北京，“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江南地区的赋税成为京师的依赖。元初南方物资北运曾借助陆运和河运联运的方式，即“自浙西涉江入淮，由黄河逆水至封丘县中滦旱站，陆运至淇门，入御河（即卫河），以达于京”。不过，由于元朝的开拓性格、海运成本的低廉以及每次运载量的庞大，海运渐成为主导的运输方式。及至元末，由于海上运输的漂溺损失和海口沙壅，迫使朝廷寻求内河漕运的途径，并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开凿了会通河。 　　明代经济上对江南地区的依赖程度较元代尤甚。明初，起先是出于防御北方蒙古势力对北边威胁的需要。稍后到了永乐十四年（1416年），因京师北迁，漕粮等物资皆需从南方调集，以苏州府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的赋税成为国家命脉。明前期曾有人说，“苏，畿内重郡也，粮赋居天下之半。国用所需，多于苏焉取之”。到了明后期，这种看法更成通识，“国家都燕，西北地皆硗瘠，财赋不得不仰给东南”。这些议论充分道出了江南地区对京师北京所具有的价值和意义。 　　明代江南地区的财赋是如何北运的呢？永乐初期，因会通河淤阻未通，当时采用的是类似于元初河运和陆运结合的联运模式：先是由江浮淮，通过黄河南支（即南直颍州→河南陈州→中牟县），经黄河混流区（荥泽县和原武县）运抵阳武县或者新乡县的八柳树，经陆路运至卫辉，在淇口入卫河，然后运抵北京。然而，海运在此时仍是主要的运输方式。但“海险陆费，耗财溺舟，不可胜数，官民皆畏之”。在这种背景下，山东济宁州同知潘叔正说，会通河道长450余里，淤塞河段只有三之一，“浚而通之，非惟山东之民免转输之劳，实国家无穷之利”，建议疏通运河。在工部尚书宋礼等官员考察后，永乐九年（1411年）二月兴工，先后征发山东、徐州、应天、镇江等地民丁十余万人，至八月竣工。会通河开通不久，到了永乐十三年（1415年）便下令停罢海运，这样，漕粮等物资的北运可以说进入了依赖运河的时代。诚如明人倪岳所说，“我国家建都北京，上而宗庙、朝廷之奉，下而百官、万姓之给，皆漕于东南，借运河一水以达京师，故河堤决则运舟阻，运舟阻则上供缺，军国之计奚赖焉？圣天子之所以注意者在是，群工之所以建议者在是，固亦宜然哉”。 　　既然运河关乎着国家正常运转的基础，那么对其无条件地加以保障自然就顺理成章。“今京师在北，专借会通一河漕东南之粟，以供军国之需。若河决而北则漕河受患，其害有不可胜言者”。保证漕运通畅和安全便成为黄河治理中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通过风险评估，确定保障重点，在现代洪水治理中也是常用的方式，那么在黄河治理中保障漕运为先的这一方策似也无可厚非，然而问题在于，明廷在黄河治理中只考虑漕运，而不顾及工程风险转移给百姓生命财产带来的危害。这种做法应当予以批判和唾弃。 　　 通过明代黄河变迁资料的排比和综合分析，大体可以获知：在明初洪武年间到弘治之前，黄河在下游的南、中、北三个分支一直并存着。每个分支在不同年份因其水量差异而呈现出不同变化，也因水量和泥沙淤积量的变化而导致流经路线的迁移，表现出极大的不稳定性。在这个阶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从荥泽→新乡南部→胙城和延津之间→长垣的北支和从荥泽→中牟→项城的南支的水量是丰盈的。而从原武、阳武→祥符的中支不是经兰阳、仪封和考城一线东流，而是从开封东南附近便南折，经涡河入淮河。这样相对混乱的水网是元末紊乱水系的继续和恶化。 　　基于这种水系状况，当时欲实现漕运安全畅通的目标，主要面临两个难题。第一个难题是：人们隐约意识到，黄河豫东地段南高北低，故河道决后通常北流，破坏山东境内的运道。为使山东境内运河不致冲决，或在豫东地区的黄河北岸筑堤，逼河南流；或在更下游的河道冲决时，为及时堵塞决口，在稍微靠上的河南境内河段开挖支河。这两种做法，无论哪种，都是将河南东部定为滞洪区，通过工程措施将风险转移到了这里。如弘治七年（1494年）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