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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化民族主义面临的困境及出路分析 　　摘要：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面临着诸多困境：民族性对时代性的掩盖；文化世界意义对本土意义的遮蔽；忽视西方文化之外的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的存在等。而建立一种和而不同的文化观，构建互为主体性的文化范式，实现全球化与本土化的良性互动，由事实性认同走向建构性认同，是中国走出文化民族主义困境的可能的基本决策。 　　关键词：文化民族主义；民族性；和而不同；认同 　　中图分类号：C9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59(2009)05－0040－05 　　 　　中国文化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实际发生影响力的社会文化现象，当然有其研究的价值。但是，在研究时，容易将其视为一个理论概念，忽略其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关系。本文拟就现代社会文化变迁之观点，指出其所遭遇的困境，并在全球化的视野下，为其困境指出可能之出路。 　　 　　一、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困境 　　 　　当代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兴起有着非常特殊的现实需求。对中华民族来说，对内可以有效地确立文化价值取向的权威性和合法性；对外可以使中华民族以一个世界文明代表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且有利于全球文化多样性的发展。但是，实际的情形是，文化民族主义的理论诉求难以落到实处，它所占有的文化资源，它拥有的社会心理基础和它所面对的现状与未来，都使它显得有些表里不一、前后矛盾。原来表现出爱国主义凝聚力的思潮逐步蜕变为民族国家在处理传统与现代、本民族特色与世界强势文明关系的阻滞性因素，甚至发展成为文化原教旨主义。这充分暴露了文化民族主义在理论和实践中面临着重大困境。 　　 　　1、民族性对时代性的掩盖 　　文化的民族性是指体现在特定民族文化类型中并作为其基本内核而存在的民族文化心理素质及其特征，是对特定民族文化心理的最高程度的抽象，是一种文化与其它文化相比较而显示出来的不可替代的独特规定性和不可通约性。从纵向上看，文化的民族性具有与该民族共存亡的超时代性，也就是说，它是一种文化在历时性的嬗变中始终保持自身同一性的倾向。从横向上看，民族性反映着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特殊性、多元性、相对性方面，更多地体现为空间性和地域性。在文化比较的意义上，民族性又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无法被置换之规定，具有不可通约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的民族性是一个价值中立的概念，乃是一个无善无恶的心灵本体。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民族主义赖以发生的基础，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根源。文化民族主义者认为文化的民族性是文化生命的基础，他们用民族的差异去概括中西文化的不同，视民族性为文化的惟一属性，否认彼此之间的时代落差，认为文化只有民族、性质之异而无时代、高低之别。在中国，这是针对激进反传统的政治民族主义者把中西文化的冲突还原为古今文化的冲突而提出的应对策略。从晚清国粹派的“国粹、国学、国魂”说，到杜亚泉的“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论，再到梁漱溟的“文化三路向”说，以及五四前后颇为流行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二元论”，当代的“河东河西论”，文化民族主义者着力揭示文化民族性与中国民族文化的优长，显现其独具慧眼。但遗憾的是，他们往往“矫枉过正”，漠视文化时代性问题。对中西文化的时代性质从其发展程度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总是闪烁其词，从未将其置于与文化民族性并重的同等地位予以正视。实践证明，在中国，离开文化时代性而谈文化的民族性，多少是一种不切时弊的奢谈。不承认中国文化落后于西方文化，甚至强调中国文化高于和优于西方文化，则更属于自欺欺人。这也就决定了相应的民族情感、道德范式以及文化心理很难超越传统，从而成为一种排他性的意识形态。 　　 　　2、文化世界意义对本土意义的遮蔽 　　中国的文化民族主义上承梁漱溟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论，下到当代的“21世纪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主张发展中国文化本位研究，参与当代价值体系和民族精神的重建，自觉担当起东方文化对21世纪的世界文化的责任。这实际上包含着由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未来意义来发掘传统文化的现代意义的路径。这一层面主要针对的是西方世界的问题，部分依据东南亚及其他亚洲地区社会发展的现实，有一种理想主义诉求和民族主义的情结。它与历史上梁漱溟的三种路向的文化差别论一脉相承，就是要取代西方中心，迎接东方世纪。它的困难和矛盾是：一方面，由于西方国家与中国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它们所面临的是不同的问题；同样，世界的未来与中国的现实所面临的也是不同的、至少是不尽相同的问题。因此，中国文化的世界意义与未来意义，都并不等于它的本土的、现实的意义，即使中国的传统文化价值确实能够解救西方今日与世界未来的危机，它也不一定能够解决中国当前的问题。当代中国急需的是现代化的法治秩序，需要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道德与文明。总的来看， 　　自由、平等、人权、法制这些现代社会的法制观念和政治理念大体上存续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