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子女篇）.docVIP

中越边境跨国婚姻问题研究（子女篇） 　　一、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子女：一群特殊的孩子 　　 　　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新县隘江村是一个边境行政村，与越南的高平省下琅县里国社板当屯、明龙社六幸屯隔归春河(水面宽约10米)相望，与越南的重庆县潭水社板约村、板逐屯也相隔不远。隘江村共有5个自然屯、9个村民小组、277户家庭，共1173人。从1989年至2005年的17年间，隘江村产生了和越南妇女结婚的跨国婚姻28户，占该村227户家庭的12.3％。在这28户跨国婚姻家庭里，有1户没有子女，有1户没有婚生子女，有3户刚结婚还没有生育子女；在23户有婚生子女的跨国婚姻家庭中，共有37名子女。 　　这些孩子的母亲是越南人，父亲是中国人。由于地处偏远的边境少数民族地区，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国家认同方面，他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但也为自己的母亲难以成为中国人而遗憾；在政治认同方面，他们似乎比一般小孩对政治更加冷漠；在掌握技能方面，他们本应具有跨文化、跨国度的优势，但显然没有发挥出这种优势；在行为规范的引导方面，他们地处边境，在走私、贩毒、拐卖妇女儿童等违法犯罪现象比较普遍和族群文化与国家主体文化及法律文化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他们也感到有些迷茫。 　　按照2002年11月4日中国政府和东盟十国在柬埔寨金边签订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到2010年将建成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桥头堡，中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必然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孩子是社会的未来，为了迎接未来的挑战，今天我们必须关注孩子的成长，帮助孩子实现健康社会化。在中国一东盟自由贸易区架构下，中国西南边境少数民族地区的孩子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该如何发挥优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是一个迫切需要积极思考的问题。笔者在此更为关注的是该地区为数不少的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问题。 　　 　　二、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子女的社会化问题及其分析 　　 　　人的社会化问题是社会学者、心理学者、教育学者和人类学者共同关心的课题，但是由于学科不同、方法各异，对社会化问题探讨的角度也不尽相同。在人类学看来，人类生活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不同文化的维持与延续，社会化是指使人适应现存文化类型的过程，强调文化的获得、个体与文化的一致，人的社会化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文化化的过程，其中包括政治文化、生产技能文化、语言、道德规范及法制文化，等等。 　　在上述这些跨国婚姻家庭里，母亲是越南妇女，她们按照当地的民间婚姻模式嫁入中国，但是她们的婚姻都没有经过中国法律程序的确认，她们也没有加入中国国籍。其子女从小面对的是一个没有中国国籍的母亲，是自己所属的少数民族的文化，是仅一河之隔但政治、经济和主流文化不同的另一个国家。在这种特殊的区位、政治、文化和家庭背景下，他们的社会化无疑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国家认同感的隐痛 　　对国家的认同是最高利益的认同。每个人都在认同自己属于某个国家的时候，感受到国家给自己带来的安全与归宿，也感受到自己对这个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国家认同对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个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中越边境跨国婚姻子女普遍高度认同自己属于中国，但是他们的内心也有些许挥之不去的隐痛。 　　个案一：“我的家不完全属于中国” 　　FXQ是隘江村37名跨国婚姻子女之一，1989年出生，初中毕业以后到福建打工一年，然后回家，现在家待业。 　　说到国家归属，FXQ说：“就我来说，我自己毫无疑问是中国人，我属于中国，可是我的家庭却不一定属于中国，因为我妈妈还不是中国人。”FXQ的父亲在前妻1986年去世后，于1988年经人介绍和邻近的越南重庆县潭水社板逐屯的妇女农氏棚按照当地民间方式结婚，但由于种种原因，他们没有办理结婚证，农氏棚也无法加入中国国籍。 　　“我妈妈没有中国国籍，所以她还不是中国人，这给她、也给这个家庭，包括我，带来许多麻烦，比如村集体分配土地等各种利益，都没有她的份，也相当于我家少了一个人的份。我家本来有5口人，包括我爸爸，两个同父异母的姐姐和我，还有我的妈妈，这是一个完整的家庭，缺一不可。可是，每次国家、政府对老百姓有什么利益照顾时，总是把我们家分开来计算，只给4口人的份量，没有我妈妈的份，说我妈妈不是中国人。可是我妈妈很想成为中国人，她实际上也是中国人，仅仅是因为外在的原因，她无法成为中国人。按照我们这里的民族习俗，嫁出娘家就不属于娘家人了，她的各种利益也和娘家没有关系了。这样，我妈妈实际上就没有国家、没有政府关心她了。这对她，也对我们这些家庭，非常不公平。” 　　“正是因为我妈妈的身份问题，现在别人问我属于哪个国家时，我虽然能很轻易地回答我是中国人，可是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总想到我的妈妈和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