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屋檐下》.docVIP

《上海屋檐下》 　　编者按：距夏衍先生创作《上海屋檐下》七十年，2007年6月，也是入梅季节，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制作排演的这出剧目在艺术剧院拉开帷幕，于舞台之上铺展出旧上海石库门的昔日风情。 　　演出尾声时的谢幕庄严肃穆，面对夏衍先生的肖像，演员深深鞠躬。那一瞬，他们向夏衍先生致敬！ 　　 　　夏衍先生即是沈端先先生。生在明媚的山水地带，犹如大多数江南人，他有灵活的思路由他运用。一种值得羡忌的幸运没有把他从小一脚就踢下这文学的苦海。它赐他更多的恩惠，有一个充足的时间孕育自己，经验尝够了不算，还把整理经验的方法充实他的工具。在工业染色化学系毕业，他来到日本学习电机和冶金，三种不同的科学部门，然而全是科学。他用文学培养他的心灵，所幸不曾麻醉，知道怎样尊重文学，怎样驱之受命，完成一个迫切的现实的要求。他参加若干政治的集会，加入国民党，如同十五年前任何热血沸腾的青年，把社会改进国家强盛看作神圣的职业。某些人奔往汉口的投机行为灰了他的心，他憎恨这种懦怯卑鄙的利用，忿而退出政党，退出积极的政治生涯，不曾结下私仇，把宏愿放在一个隐微然而悠久的前程，默默无闻，用读书往细里锉磨他的镜头，住在上海一个幽暗的角落，观省人世哭笑无常的起伏现象。他努力翻译。他介绍高尔基、日本左翼文学的理论和作品给那些向往苏联革命成功的同代青年。 　　这些理论和作品对于他的影响，虽说缺乏直接的物证，我们不难加以想象。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政论，时评，妇女，电影，他全在行。他在各方面流露他的才具，也从各阶层吸取他的体验。他随时更换笔名，给自己保留一个更好的发言的时机。主笔欢迎他，他自己就应当是一个出色的主笔。我们读过他三两篇短篇小说，这里不是消极的娱乐，而是积极的揭发。他不写黑幕小说，他呈现的仅是事实。他明白戏剧的宣传效果，同时也主张作品必须具有坚固的艺术性。他不放任他的才情野马一样驰骋。他本分，他审慎，他要青年剧作者“写自己所知的事，写自己所十分了解的题材，因为只有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才不陷于观念化，才不陷公式主义”。他不仅重复高尔基的写作教训，他一直就在这样实行。他熟悉上海，他有聪明运用，并且不似那类趁风转舵的浮沉于上海的聪明人，他咬定牙根去干，锣鼓不响，用作品证实他的理论，或者他所奉行的理论。 　　…… 　　我们来到这样一个文物昌明的枢纽。时间把错综的纹理呈在风平浪静的水面，美与丑在这里漂浮，道德与罪恶在这里滋生。这单纯的世界，它的表现光怪陆离，存在于每一刹那，正是我们供养的现实。 　　夏衍先生站在现实这边。……把现实当作现代看，承认阶级的存在，夏衍先生自然而然站在被压迫者这边。……夏衍先生回到现代，回到他四周的小市民，不见经传的无名无姓之辈。真正的同情基于正确的了解。昼夜厮磨，他可以一直理会到他们的灵魂，充满了人世坎坷的喜怒哀乐的精神存在。愚昧，愿实，哀怨，失望，堕落，欺凌，忍受，反常，幻灭，来去交错，引人发笑，起人哀感。这是我们人人的日常生活，没有传奇，没有光彩，灰色的，或者如《上海屋檐下》阴沉的，我们看不出这里有一点点引人入胜的感觉，特别是戏剧文学，拘于舞台物质的束缚，把紧张看做成败准衡，似乎文学不会从平常的人生产生。舞台是一座陷阱，没有几个剧作家敢于在这里向上正视人生。 　　…… 　　《上海屋檐下》的造诣就在它从人生里面打了一个滚出来。这是现实的，和广大的人群接近；这是道德的，指出一条道路给大家行走；不属于纯粹的悲剧，没有死亡，没有形而上的哲学，没有超群轶众的特殊人物；不属于纯粹的喜剧，虽说作者命之曰喜剧，因为人物并不完全典型，愁惨并不完全摈除；这里不是自然主义的现实，我们明白作者在介绍芸芸众生的色相之下，同时提出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一些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一些人与行为之间的关系；他不讽刺，他不谩骂，他也不要人落无益的眼泪，然而他同情他们的哀乐。…… 　　《上海屋檐下》是忧郁的，作者在黄梅时节“透不过气来的环境”写成，剧本的时间正好也占了它一整天。结构的时间顺序是自然的，第一幕是早晨，第二幕是中午，第三幕是夜晚，一切发生在十二小时以内，一座寄生在租界边沿的石库门楼房里面：主要的故事是一对夫妇十年之后重逢。从表面看，作者是古典的，不以花巧取悦观众耳目。然而形式简单，并非没有变化，同时巧妙自然，我们难得看出斧凿的痕迹。唯其推陈出新，彼此骤然相迎，我们初不敢贸然以古典一词形容。限制而集中，一座立体的楼房内部却有错综的人生供给作者使用。这里住着五家人家，职业不同，生活不同，属于小产与无产阶级，正如上海通常的邻居，漠不相关，各自忙碌，奔往不同的命运和目的。有人把《上海屋檐下》的手法归入美国流行的《街头小景》Street Scenes型。然而真正启示作者的，一种直接影响，似乎更是日本左翼作家藤森成吉的《光明与黑暗》，夏衍先生译出，附在北新书局出版的《牺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