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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引导舆论时的负荷有多重 　　媒体引导舆论时的负荷有多重？提出这个问题绝非为媒体开脱责任。媒体引导舆论，责无旁贷。任何一个国家的新闻事业都依附于该国的经济形态与政治形态，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其责任和使命都应该而且必须适应该国的国情和形势。我国的新闻宣传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与西方国家相比，我们的显著特征就在于，我们的新闻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坚持为社会的团结与稳定鼓劲，以正面宣传为主，发挥舆论导向作用。舆论导向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作用极端重要，“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引导舆论是时代赋予媒体的历史责任，也是媒体应当肩负的光荣使命。党和人民把这样重大的使命托付给新闻事业，也就意味着媒体肩负着巨大的责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是我国媒体不容置疑的历史使命。 　　 但是，在目前我国研究舆论导向问题的文献中，论证媒体发挥舆论导向作用的重要性、必要性，呼吁并强调媒体应重视舆论引导工作的文章居多，对影响媒体在实际条件下发挥舆论导向作用时的制约因素关注不足。人们似乎习惯性认为，只要媒体记住舆论引导工作的重要性，就自有能力去完成应该承担的责任。具体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思想上不够重视。但是，媒体能否完成重大责任，毕竟在客观上取决于媒体的“载重能力”。而且在当今社会，舆论引导能力已经成为国家软实力的一个重要部分①。对于事关一国软实力的重大问题，如果问责对象仅针对媒体，势必给媒体造成不堪承受之重负。在社会大环境下，媒体进行舆论引导需要克服诸多制约因素。以下3个方面尤其应该纳入研究范畴之中： 　　 　　负荷之一：媒体角色的变化 　　 　　在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媒体作为党、政府和人民喉舌的功能需要加强。在党和人民对媒体承担引导舆论之责的要求逐渐提高的同时，随着社会的发展与科技的进步，媒体自身正在经历角色变化的阵痛――媒体信息传播功能逐渐增强。有学者认为，信息传播功能的增强使媒体同时具有以下七种角色：（1）信息的传播者；（2）社会的预警者；（3）公共管理的主体；（4）政府的监督者；（5）市场的竞争者；（6）公众参政、议政的平台；（7）社会利益博弈的舞台②。角色多元化是时代潮流对媒体提出的必然要求，媒体自身的生存与发展也因此面临考验。对媒体自身而言，承担引导舆论的责任是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应对角色的变化是存在的前提与条件。事实上，随着时代步伐的加快，在媒体进行舆论引导的实际工作中，开放性与原则性、多元化与主旋律、商业化与导向性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媒体能否践行马克思主义新闻观面临着严峻挑战。能不能处理好舆论引导和信息传播的关系、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的关系、正面宣传与舆论监督的关系，成为媒体能否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的试金石③。处理这些关系与矛盾，对于媒体而言是没有前例、无章可循的新课题。 　　 　　负荷之二：新闻学教育的不足 　　 　　要完成引导舆论的重大任务，就必须具有舆论引导水平；高水平的舆论引导讲究引导艺术，要求表达内容丰富，表达形式精彩；所以要大力提高媒体从业者的素质。我们在批评媒体从业者素质低下时，媒体机构常承担连带责任。事实上，在建设人才队伍这一环节上，媒体有责任，但作为培养媒体人才的新闻学教育机构更有责任。 　　目前我国新闻教育存在的诸多弊端，已使新闻学教育呈现出深深的危机。可以说，新闻教育改革迫在眉睫，刻不容缓。许多学者对我国的新闻传播学教育充满忧虑。有学者认为，新闻传播院校没有表现出理论的前瞻性和对媒体实践的指导性，在教育中存在四大误区：象牙塔新闻学、文学新闻学、政治新闻学、传播新闻学④。还有学者认为，中国的新闻学教育缺少开放的意识，传统影响太重，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框框太多，迈不开步。概而言之，缺少三个一：缺少一个明确的育人目标；缺少一个开放的育人体系；缺少一个有效的实践模式⑤。清华大学教授李希光指出，大学培养的本是学生的智慧和能力。然而，包括新闻传播学教育在内的大学教育不早鼓励、保护、开放培养学生的创造性，而是有意无意地伤害、压抑以至抹煞学生的创造活力⑥。新闻媒体承担的使命需要优秀的新闻工作者去实现。正是由于我国新闻学教育存在上述问题，我国的新闻工作呈现出先天不足之态。范敬宜就指出：“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处理新闻不大讲究艺术，不大考虑新闻艺术处理的效果。通病是：只知道旗帜鲜明，不知道委婉曲折；只知道理直气壮，不知道刚柔并济。群众对新闻媒体有3个问题最不满意：炒、造、搞泛滥，工作作风漂浮，有些媒体宣传水准滑坡。现在受众的普遍反映是，各种媒体呈现的内容让人想看的、愿看的、耐看的、爱看的精品并不多。公信力的下降，是媒体面临的一个很大的危机。⑦”这番话一语中的，说出了广大人民的心声。范敬宜总结说，“媒体的浮躁在于缺少文化”⑧。而文化的缺失，是我国新闻学教育的缺陷产生的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