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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传播学界的前沿对话 　　2007年10月18日至19日，由上海大学影视学院、上海大学传媒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普渡大学全球传播研究中心、杜克大学中国传媒研究所、北京外国语大学新闻系联合主办的全球传播与发展国际学术论坛暨全球传播学会大会在上海大学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世界五大洲13个国家和地区的六十多位传播学界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围绕“全球传播与发展”这一主题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交流，在理性思辨的激烈碰撞中启迪了思想，开阔了视野。由于与会论文数量较多，笔者拟选取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前沿话题做一回顾和梳理。 　　 　　全球传播的困境和出路 　　 　　关于全球传播的现状，与会者主要是关注全球传播所面临的一些困境，比如媒体奇观、传播压迫、国家形象的建构、全球传播的霸权主义以及传播的价值冲突与价值认同等问题，部分与会者还就其中的一些问题提出了一些相应的对策。 　　美国洛杉矶加利福尼亚大学的 Douglas Kellner教授探讨了全球化和媒体奇观的关系，重点分析了媒体奇观在民族文化和全球文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他看来，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部分事件通常是通过传播媒介以媒体奇观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媒体因国家利益或信仰的不同而呈现出不一样的奇观。伴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体竞争的加剧，新闻和信息正在逐渐地作为媒体奇观而被建构。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Debra Bergoffen教授、Kathalene A. Razzano博士、Fan Yang博士和美利坚大学的Loubna H. Skalli博士在《见证的权利：21世纪的传播压迫》中提出了“见证的权利”这一概念，并把它界定为受到压迫、不公正待遇的群体和个人不得不见证他们自己受压迫的机会。她们认为，见证的权利包含了通过媒介化的或公共形式的机制传播个人受压迫的经历，个人受压迫的经历可以通过广播、录音机等传统媒介形式以及电子邮件、博客等新媒介形式进行传播，但实际上不存在这种形式的权利。在她们看来，把见证的权利看成一项基本的人权可以为全球传播研究和发展提供一种新的方式。 　　中国的国际形象已经日益成为中国全球发展的重要一翼，针对中国的国际传播在全球传播中的弱势地位和以美英为首的西方传媒对中国的偏见这样一个现状，美国杜克大学中国传媒研究中心的刘康教授就如何打造中国国际形象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传媒在打造自我形象的时候，依然是用单调和陈旧的“外宣”手段，从比较狭隘的角度来做自我宣传。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社会生活的多元化，或者丰富多彩化，而因循固有的对外宣传模式的中国传媒，在把握和表述这种多元化方面是很欠缺的。他建议应该在传播方式和内容两方面重视丰富多彩和多元的中国形象。 　　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李希光教授在发言中则提到了亚洲形象的塑造问题。他认为，亚洲形象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府的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亚洲形象似乎不仅受到经济的影响，而且受到全球媒体根据政策所设定的议题的影响。同时，他也指出，亚洲的形象比较模糊，亚洲国家应该使自己的形象更加贴近现实，这需要亚洲媒体做出更大的努力。全球媒介时代最重要的事情不是建立一个单一的形象，而是拥有文化的多元性。亚洲媒体如果能够独立地设置自己的议程，那么就能促进亚洲各个国家之间的融合和增进彼此之间的共识，从而推动我们的亚洲形象，让世界了解亚洲、认识亚洲。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传播艺术学院的Antonio Castillo教授通过对Telesur电视台的传播过程、传播动力和媒介策略的分析，深入阐释了Telesur电视台为寻求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所做出的努力。在他看来，Telesur电视台是传播拉丁美洲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重要工具，同时也是加强拉丁美洲融合的一种媒介外交手段，作为对美国在此地区霸权主义的一种抗衡。 　　德国汉堡大学媒介学院新闻系的Steffen Burkhardt教授认为媒介丑闻是全球传播时代的一种有趣现象，有着广泛的影响。媒介丑闻通过让受众思考社会中的道德角色，并采取自己的立场，从而对受众产生了强烈的影响。而美国希望学院的Deirdre D. Johnston教授和英国伦敦大学的Nick Couldry教授也深入探讨了有关全球媒介伦理的问题。 　　 　　全球化背景下的新媒体传播 　　 　　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新闻学院的Stephen Reese教授和Jia Dai博士探讨了博客中的公众参与问题。她们认为公众参与博客不仅是娱乐消费的一种形式，同时也是政治参与的一种形式。通过对中国的十大名人博客和十大市民博客进行定量分析，她们指出，博客的出现无形中为博客参与者讨论社会政治问题提供了空间，博客参与者越来越意识到自己的政治权利，并有能力对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