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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存困境中的挣扎(上) 　　克日什托夫?基耶斯洛夫斯基(1941一1996)出生于波兰,是享誉世界的欧洲著名导演之一。在近30年的电影生涯中给世人留下了无数精彩的影像。他的悲观主义、怀疑主义的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创作,而他的个人经历和社会因素,使他最终成为“后工业时代”人文电影的作家式导演,成为通过电影语言来探讨人性以及生命的终极价值的电影大师。当今社会的人们依旧面临着精神困境和人性的基本问题。人需要一个内在革命,而这革命又是靠自己而非神的救赎,使人从困境中得以解脱而自由。因此,进一步挖掘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的人性关怀与拷问,对思考当代人的处境及呼唤人性善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刘小枫曾在《沉重的肉体》一书中称其为“用电影语言思考的大师”。他的电影善于以纪实镜头去捕捉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生存状态,充满着对个体的深切关怀。目前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研究集中在影评方面的比较多,并且多是就单部影片作为切入点进行评论。如关于探讨《三色》的文章有英国P?考茨的《终结之感―基耶斯洛夫斯基的,读解》、管红星《心灵捕手的“天鹅之歌”―基耶斯洛夫斯基之六―》和《两根绳子:之五―》;对电影文本研究综合性比较强的有蒲剑的《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研究》和李骏的《形式与文化―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研究》;除了达纽西亚?斯多克的《基耶斯洛夫斯基谈基耶斯洛夫斯基》,还有戴锦华的把基耶斯洛夫斯基作为电影思想家来阐述“导演中心论”的《蓝色》,刘小枫的用现代性伦理来阐释其叙事维度的《爱的碎片的惊鸿一瞥》,以及程然的就电影形式来探讨大师异同的《论希区柯克与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处理风格》等等,都值得关注。上述研究普遍着眼于电影形式所体现的风格层面及对电影文本内容的把握,当前学术界对基氏影片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性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但从哲学及人性层面对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影片进行整体幕后反观的则鲜见其人,很上有人关注其中的次要的、但却刻画得相当细腻的画面,并且这些画面还在多部影片中反复出现,这不是一个巧合,这是具有寓意的。本文就从存在主义悲剧这个大前提下来讨论这些非主要场景、人物的深刻寓意。本论文将在这一方面作以尝试,以存在主义的大思潮为背景,将影片中“形而上”层面的哲学思考及人度作以揭示,毕竟只有完整地揭示人性真义的内涵,电影才能称之为完整的文本。 　　 　　人性拷问下的基础和背景 　　 　　(一)基耶斯洛夫斯基的成长经历和电影观 　　1941年,基耶斯洛夫斯基出生于华沙一个清贫的家庭,父亲是工程师却患上了肺结核住进了疗养院,作为办公室文员的母亲带着年幼的基耶斯洛夫斯基和他的妹妹随着父亲在各个疗养院奔波。基耶斯洛夫斯基自幼身体孱弱,加之生活的颠沛流离,基耶斯洛夫斯基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格,他“天生就很悲观”。当基耶斯洛夫斯基学会认字时,他便接触到另一个世界。他说:“我一直知道生活中的内容比在商场中触摸得到或买到的一些物质的东西多得多,准确地说,这是通过看书得到的。”另外,基耶斯洛夫斯基还能“清楚地记得这些儿时的梦,只是方式有点奇怪,我无法对它们进行描述,现在当我做类似的梦时――不管好坏,有时确实会做那些梦――我立刻就意识到那源于我的童年。”这些个体的成长经验加之成长环境的动荡与不安塑造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心性和人生态度。这些经历在他以后的电影创作中都有所沉淀和体现,同时也构成了基耶斯洛夫斯基精神世界的基础。在其以后的电影作品中我们都可以感受到一种敏感的、忧郁的、悲观的心性表达,他一直努力试图通过电影语言来触摸那些超越我们物质层面的,那些属于人的精神生活、感觉领域、形而上世界的、看不见的东西,如梦、直觉、预感等。基耶斯洛夫斯基影片中悲观绝望的情绪不仅使人感受到一份智者的冷静,更增添了些许人生的凄凉。在基耶斯洛夫斯基看来,影像作为一种符号并不能全然满足基耶斯洛夫斯基的叙事愿望,他对于电影用于表达人内心深处的东西,并没有足够的自信。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迷信、算命、预感、直觉、梦,所有这些都是人的内心生活,是最难拍的”,但他还是选择了这个方向,并在自己技术许可的条件下努力朝这个方向接近。“要达到抓住内心深处一些东西的目标,文学可以,电影却不行。因为它没有手段,它不够灵活,因此也就不够模棱两可。与此同时,由于它太清晰反倒又显得太模糊了。如一瓶牛奶泼出来了,就是泼出来了,它没有别的含义,这就是电影。”基耶斯洛夫斯基认为故事的叙述方式应该“讲得让观众听得懂,不管考虑电影的哪个方面――演员阵容、剧本、单个场面的解决,总是想着观众,那是最基本的”。必须迁就观众,哪怕这意味着放弃自己的观点。“只有感情,激起人们的情感,让人们喜欢或讨厌电影中的人物,让人们同情他们,让人们希望我的人物在游戏中获胜。”总之,基耶斯洛夫斯基拍摄影片时总是把那些正常看待世界的人记在心上,电影是让所有人看的。如果要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