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析东钱湖南宋史氏墓道石像生的艺术特色.docVIP

探析东钱湖南宋史氏墓道石像生的艺术特色 　　[摘要]汉、唐时期陵墓雕刻作品通过大的形体关系、总的动态设计来传达雄壮的气魄和健美的神韵。宋陵石刻既继承了这一良好的传统，而又向精细刻画方向发展，宋陵石刻以写实为主调，在写实中又注重艺术的夸张，有时为了视觉与透视的需要，会大胆地突出一部分，这种特殊的艺术手法所产生的效果则令观者觉得相当妥帖。东钱湖南宋史氏墓道石像生是融古代哲学、美学、生态学等于一炉集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为一体的艺术瑰宝。 　　[关键词]东钱湖南宋墓道石像生　石雕艺术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拥有华夏悠久历史的幽冥艺术――陵墓建筑，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集权及其生死观念相结合的的必然产物，更是各个历史时代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的结晶，不同历史时期以及不同身份地位的陵墓都有其独到的艺术特色。 　　现存于浙江省宁波市东钱湖地区的南宋史氏家族墓道石刻造像正是一组拥有极强艺术性的古代墓道仪仗组群。这些布列于史家数位显贵族人坟墓墓道两侧的石像生无论是在数量、种类还是在分布方式上都是整齐划一的，较好地展示了南宋时期独特的人物造像、服饰穿戴、朝祀仪仗等艺术形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南宋一百五十多年尤其是以南宋中前期为代表的石刻造像艺术的发展与变化，体现了华夏悠久的墓道石刻艺术的演变，也可以从中折射出南宋时期政治经济的发展规模，向世人透露出这一伫立在浙东深山群中的古老的幽冥仪仗群历久弥新的魅力与价值。 　　古代对于陵墓前安设的石人、石兽统称为石像生，也可称为“翁仲”。在墓道两侧设置石像生的作用，主要是为了表现墓主的身份地位彰显其人的平生功勋。蕴涵着旌表死者、昭示后人的意义，例如西汉霍去病墓前著名的“马踏匈奴”石刻雕像：另外，设立石像生也具有驱邪、镇墓的意思，例如南朝帝王陵墓神道前就广设体型巨大的石刻瑞兽――辟邪。 　　在基道前放置石像生。是从秦汉时期就沿袭下来的一种陵墓制度，但历朝在石像生的数目和种类上都做出来各自的修改，显示了历代不同的艺术特色。从古书记载上来看，秦汉时期放置在帝王、诸侯、人臣墓道两边的石像生包括麒麟、象、马：到了唐代就包括狮、马、牛、玄鸟、文臣、蕃酋：明清两朝则是麒麟、骆驼、獬豸、马、象、狮子、文武勋臣。这些陈列干墓道两侧精妙独特、内蕴丰富、气势雄伟的石刻造像，对当时的考究的礼仪形式进行生动艺术模拟，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思想意识、宗教影响以及中外悠久的交往史等等。 　　我国古代陵墓石刻造像艺术历史悠久，保存到如今的历代石像生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这就为我们探求石像生艺术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西汉霍去病墓前的动物石雕，缘材刻制，质朴简练：南朝帝陵石刻形象浪漫雄伟，造型线条优美：唐代，由于当时国力的繁荣强大，雄伟豪情的石刻艺术被发展到了顶峰，墓前石雕的设置已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制度，同时唐代中后期以后的陵墓石刻已经由过去的注意线条变化，上升为着意立体、质感的刻画，加强石刻外形的表现。这些变化与发展都为宋代的陵墓石雕造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建制和工艺基础。宋代的墓道石像生雕像在继承了唐代的雄浑浪漫的遗风基础上，逐步向着精细写实的方面转化，以求达到形与神的高度统一。明朝时期南京的孝陵、湖北钟祥的显陵、北京的十三陵和清朝时期京畿地区的清关内二陵的陵前石像生也承续了宋代造像讲究细节的工艺特点，不过由于明清处于封建末世，萁石刻雕饰又转向于繁琐的装饰性发展。石刻气魄大不如宋。因此。从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宋代的墓道石刻雕像艺术承前启后，达到了中国历代墓道石刻造像雕刻艺术的新高峰。 　　从我国历代的墓葬制度发展史来看。到了宋代，石像生已经趋于制度化发展，确定了以牌楼、华表、石笋、石羊、小桥、石虎，石马、石碑、石翁仲构成为拥有显赫功勋的人臣的墓道石像生的基本内容。 　　据《宋史》记载，南宋152年历史中，东钱湖畔出过四位右丞相，其中史家就占了三位。史氏家族在南宋一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师、水、弥、之、卿、孙六代人，从史诏的孙子“水”字辈开始，在人口和政治上获得了巨大的飞跃和发展。史诏有孙十三人。其中史浩与史澄二人进士及笫，而且史浩曾在孝宗朝官至宰相。史诏曾孙“弥”字辈这一代共四十一人，其中史弥远在宁宗、理宗朝为相二十六年。使得史氏一脉达到了人臣权利的顶峰。史诏玄孙“之”字辈共八十一人，其中史嵩之在理宗时为相。这就是著名的“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人称“满朝文武，半出史家”、“七十二进士”的南宋明州(今宁波)史氏家族。 　　显赫尊贵的地位使得四明史氏对于家族墓址的选择和营造十分看重。讲求山光水色的“堪舆”之术，据《史氏宗乘》记载。史氏家族前后有40余人在东钱湖一带安葬，他们多为达官，生前钟情于出生地东钱湖畔的如画的青山澹水，死后也追求着“天人合德”与“万化冥合”的传统风水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