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绚烂李息今安在 　　我一直觉得，话剧是表现弘一法师传奇一生的最佳艺术形式。这不仅是因为法师在中国话剧史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而且也是当今话剧的生存状态使然。1907年，弘一法师与欧阳予倩、曾孝谷等人首演《茶花女》，但仅仅过了十余年，他便以一种率性决绝的姿态抛别了红尘。他的惊世之举，他的超脱风度，牢牢地纠结在无数中国文人的梦中，蕴含在相当一部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里。 　　世事多舛。寄情，始终是中国文人立身养命的终极法宝。花鸟、山水、虫鱼，文人戏剧的鼎盛与传承，也许与这一法宝有着密切关系。他的飞流直下的人生运命与百年中国话剧的暗合之处在于，后者饱含着近现代中国文人的休戚荣辱。而除了几段特定时期，中国话剧其实是一种小众艺术，它的存在似乎就是为了表达文人们对人生的感慨，对家国的感怀。 　　 　　21世纪以来，快餐话剧正急速消溶着话剧古已有之的厚与重，而话剧那小众艺术的沉疴却始终未见痊愈，恐怕现今以至将来，传统意义上的话剧不得不继续以小众艺术示人，并更趋于常态。在这个背景下看传记文献剧《弘一法师》的制作理念，显得非常纯粹――不仅仅源于弘一法师绚烂之极而归于平淡的人生，也同时昭示着话剧艺术筚路蓝缕的奋斗道路。熊源伟似乎一直着意强调着话剧传统的艺术魅力，他嫌一个镜框式舞台还不够，又在舞台两侧特意辟出两个。导演如此设计的舞台样式，与编剧真实记录的创作笔法相互搭配，使舞台叙述更加流畅。 　　可以肯定的是，牵挂李叔同、对弘一法师心存感应的观众们，至少对于中国文化也心存着一份向往。在喧嚣的时代，能进入剧场欣赏《弘一法师》的观众，想必在试图寻找一种形而上的启迪与思想探索外，他们的好奇之心也应占有着一些比重的吧。《弘一法师》彩排时，我没进场；首演时，我也没敢进场，那是因为我觉得自己的心态还没有调整好。我希望自己拜谒法师的时候，心思是沉静而专注的。然而当我终于坐在剧场中时，却依然感到有些落空――身边的一对不时做出亲昵动作的情侣，依然让我感到滚滚红尘之深，普通的人哪里可以轻而易举地置身世外？整个上半场，那位小女生一直在问她的男友：“李叔同为什么放弃画家、诗人、教育家、艺术家、而去做一个和尚呢？”她的意思是，李叔同做和尚太过可惜啦！如果他继续专心做他的艺术家、教育家，他一定会创作出许多优秀作品，教育许多优秀人才，对自己、对社会，不是都更好吗？难为她的男朋友了，这个问题是90年来中国艺术界、学术界的一个谜团。答案，或许只在李叔同自己的脑海中。 　　红尘的纷繁闹热，佛门的清静无为，被戏剧集中展现于一个人的生命之中、展现在一个舞台之上。编剧曹路生，这个时常穿着一身黑装，近来时常宣称自己“行将退休”的人，来当《弘一法师》的编剧，倒是“人尽其才”。主演宋怀强的一些弟子看了老师的表演，感慨纷纷：多年来隐身幕后的老师，仅用声音就能征服观众和听众。上半场李叔同出家前需要交代的头绪极为纷繁，宋怀强游刃有余地完成了表演，此时的观众不过是在看戏；到了下半场李叔同成了弘一法师，宋怀强的表演也断绝了纷扰和牵肠挂肚，他静静地打坐着，而此时的观众却深深入了戏。 　　出世入世的不同，或许就在这里――该出手时就出手，风风火火闯九州。男儿在世，卷起袖子干一番实实在在的事业，这在大多数人看来当然要比出家好，因为这有用于世俗社会。然而人生的要义，那些所谓崇高的、伟大的，近似于一切的获得，究竟为的是什么？它们依旧会让人的生命在疑惑、虚空、苦闷、悲哀中走到尽头。因此，悬挂在台口的偌大的“悲欣交集”，并不是一句广告词，而是弘一法师终其一生的生命凝注――风光、热闹、功名，风流天成甚至才华横溢，在行将画上句号的那一刻亦然坐化。此刻的剧场中，一份不循常规的感觉油然而出――2008年中秋，高挂在华山路上戏剧场舞台的“悲欣交集”四个大字，凭借着荧光闪闪的舞台工业技术挥洒出符合我们所处时代的一份空灵和迷醉，洗涤着喧闹都市中的人们的灵魂。比起1997年的中秋，在杭州虎跑墙壁一隅石刻的“悲欣交集”来，它多了一份时代的气息，并如同1942年泉州不二寺那宣纸濡糯的质地，恍兮惚兮，能使人们的遐思在诱惑与脱尘、俗世与虚空中穿插、转移。 　　说一点题外话。1992年，郑炳纯曾考证弘一法师《函髻记》，这是一本用文言文写就的仿唐小说，“由于流传甚少，尚未有人提及”。小说写的是唐代名进士欧阳詹与太原官妓李行云“相互爱慕、订约迎娶”的悲欢离合故事。书中的两首诗乃是故事生发的主干：“驱马渐觉远，回头长路沉。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去意自未甘，居情谅犹辛。五原东北尽，千里西南秦。一履不出门，一车无停轮。流萍与系匏，早晚期相亲。”这首诗言浅意深，具有叙不尽的幽远情怀。作小说原不是李叔同才华中最为眩人眼目的技能，但《函髻记》却“似与自己爱情生活上的波澜有某些相似之处”（郑炳纯《李叔同的出家与》），隐约吐露了此后“悲欣交替”的一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