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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术和学人的薪火相传 　　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正式作为学术词语至今已经半个多世纪。这个词语从ｅｔｈｎｏ和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的复合，发展到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其自身成为一个完整独立的概念，与其说是一个交叉、新兴“学科”的诞生，不如说是一种宽宏、多元的音乐文化学术思想发展的启明。 　　虽然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音乐人类学或称民族音乐学）在将音乐安放在文化背景中来研究这一点上学者们都是达成共识的，但是，事实上，这一点并不是一个学科的性质。作为一个学科，它要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研究对象、内容和范围。如自然科学的数学，其实一个研究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的学科，研究对象是数；人文科学的心理学，其研究的是人的认识、感情、意志等心理过程以及能力和性格等心理特征，研究对象是心理活动。那么，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研究的是什么呢？无疑，其研究的是“音乐”，也由于它的前缀ｅｔｈｎｏ字面指向为“民族”，具有了“文化”属性。也许正因为此，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在国内的不少论述中被翻译成为“民族音乐学”。但是，音乐、民族和文化并不是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的专利，音乐学大学科中所有的研究对象也同样都包含了这三项内容。哪一种音乐不具有民族性？哪一种音乐与文化没有关联？ 　　虽然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的研究范畴主要集中在欧洲古典音乐以外的音乐传统和文化现象上，主要关注于依然存活着的口头音乐传统。但是，随着该领域研究的发展和深入，它的研究对象已经涵盖了人类所有音乐活动的类型、方式和事项，不仅是当下的内容，而且历史的音乐传统同样也已经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因为传统是一种历史的继承和发展。任何一样音乐现象，包括西方古典、偏远乡村、城市流行和远古遗址的，都脱离不开民族和文化的关联。 　　从方法论的角度，更是体现了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的多元性和人文性。其非常年轻，也因此富有活力。由于年轻和具有活力，它是那种接受型的。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的发生、发展是与许许多多的人文思潮的理论和其他学科密切相关的。例如，１９世纪前的文艺复兴的人类学、启蒙运动的人类学和“人的科学”、和谐的普遍性、音乐的共性历史，１９世纪的人种学、人类学、进化论、比较音乐学，２０世纪初期的人种描述主义、田野工作和参与地观察、文化区域和音乐文化、扩散论、功能主义和结构功能主义、心理人类学、行为主义，２０世纪晚期的文化变迁、文化生态学和新进化论、结构主义、认识人类学／民族科学论、符号人类学、演奏、经验和沟通、马克思主义人类学、反映论的人类学、批评人类学等等①。然而，事物总有其两方面的特性。其得益于众多学科，同时也受制于它们。即便是译谱和音乐分析这两种音乐技术性最突出的手段，目前也还没有形成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专利性”的方法。更不用说所谓“学科”特征性的“田野考察”，那是人类学的专利。 　　在这样的情形下，从其性质、方法、范畴来看，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作为一门“学科”是难以界定的。 　　那么，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是什么呢？笔者曾不止一次地提出，确切地说，它是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它的观念、思维和思想主要来自于人类学。 　　笔者在不少场合和叙述中，一再强调２００１年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中有关“音乐学”界定的意义，即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受到了社会科学的影响，特别是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社会学和其他文化研究的影响，而且与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ｌｏｇｙ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 　　正因为如此，笔者提倡以音乐人类学的称谓，并以其为一种观念、一种思维和一种思想来理解、倡导和从事ｅｔｈｎｏｍｕｓｉｃｏ 　　ｌｏｇｙ领域的研究，将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基于这样的学科认识，本着“宣传音乐人类学学科理念、培养年轻学人对音乐人类学研究领域的认识和参与”的宗旨，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２７至２９日，由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Ｅ－研究院主办、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承办举行了第１期“音乐人类学专家讲习班”。 　　出席讲习班的八位专家皆为在国内的音乐人类学Ｅ－研究院的成员，即上海音乐学院的洛秦、萧梅、韩锺恩、汤亚汀教授，南京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管建华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航空学院艺术学院的薛艺兵研究员，以及中央音乐学院的杨民康、宋瑾教授。来自上海音乐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以及长三角地区的南京师范大学、南京艺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