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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架构、规划和愿境 　　20世纪初，中国传统音乐格局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民间与城市、流行与经典等社会文化大环境的影响下，其形式和内容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因此，20世纪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转型时期。随着对音乐传统内容的审视、音乐传统历史的梳理、传统音乐的分类及民间素材的研究与创作、音乐作品形态的分析的历史过程，传统音乐研究开始向纵横方向扩展。大量研究出现了一些希望不仅仅停留音乐形态现象的分析，而挖掘音乐与之相关的社会文化环境关系研究的新动向，这为之后的真正意义上的音乐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启蒙作用。 　　如果说1980年代中期的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特点可以归纳为“音乐在文化中的研究”、19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为“音乐作为文化来研究”，那么，90年代中期至今可以总结为“音乐即文化”的学术状态，主要体现为学科建设意识有了很大程度的加强。随着人类学及整个大文化强调人文关怀的影响，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转向为认知的层面，对学科发展在内容扩展和思考深入方面都起到积极的作用。 　　然而，这几个阶段的发展不是替代的转型，而是交替，甚至并置进行的，它们之间是相互补充、不同视角的关系，音乐创作、形态分析和文化认知是继承和发扬传统音乐研究的不同层面和意义。应该说这个转型是学术思想发展、学科建设趋于成熟的自然进程。 　　这样的过程反映了对传统音乐研究以往主要以个体行为转向为整体学科建设的发展过程。随着学术研究的逐渐扩大和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学科建设的重要意义。事实和经验告诉我们，学科发展必须建立在以明确的学术理念为核心、优秀的人才团队为动力，以及良好的运行机制和方案为保障的学科建设基础构架，以体现学科建设规划的合理、有效和前瞻作用，这样才能实现推动音乐人类学在纵横两方面发展的愿境。 　　1.学术发展与学科建设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一个学科建设构架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直接影响到该学术发展的进程。学科规划建设所具备的合理性、有效性和前瞻性将集中体现为三个方面组成的基础构架：即1）学术理念：学科是对某一个研究领域、方法和宗旨的总体称谓。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研究人群对于学科的理解和认识不尽相同。因此，学科是变化和完善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学术理念始终是核心，学术理念的发展推动着学科建设的前进。2）人才团队：学术理念是一种思想的反映，而表达和产生思想的主体必然是人本身。一个有着共同的学术理念、相似的学术经验、共识的学术方法所组成的人才团队，将是实施学术理念、承担学科建设的重要动力。3）规划与运行方案：以学术理念为核心、人才团队为动力，学科建设的运行方案将是另一项至关重要的内容，良好的运行方案和机制将是充分带动学科建设不断发展的根本保障。 　　2.近年来，在上海市政府、上海市教委支持和领导下，我院先后建立了上海高校音乐人类学E-研究院（下称E-研究院）、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仪式音乐研究中心”（下称“中心”）。它们的运行机制打破了以往传统科研机构的行政运行模式，在学科建设自主的理念和机制的支撑下，建立了一整套相关的制度，包括人才聘用和梯队培养，学术研讨和课题立项，成果出版和文论发表，田野实践和教学培训，交流互动和宣传报道，日常督促和节点考核，产权保护和合作拓展，经费管理和资助保障等。通过由共同的学术理念、相似的学术经验、共识的学术方法所组成的团队，通过具体课题研究的实践，着力培养青年学人（本科、硕博研究生、博士后）和学者，以使学术传统薪火相传，学术水平不断提升。 　　我们认同这样的学术理念，音乐学研究不仅针对音乐自身而且应该包括与之相关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中的音乐人的行为。而且，音乐学的研究视角已经从对音乐作为产品而转向为关注包括作曲家、表演者和音乐消费者在内的音乐活动的过程。音乐学的这种新趋势在极大的程度上与音乐人类学的发展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正如新版《新格罗夫音乐与音乐家词典》“音乐学”条目中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音乐学的整个功能将应该是音乐人类学的。因此，在音乐人类学的影响下，整个音乐学的功能和作用正在发生前所未有的转型。音乐学的未来和前景不再以具体或狭义的音乐形态，而将以整个人类的音乐文化背景为范围，以研究人、研究社会、研究文化作为其目的和意义。 　　具体而言，例如“中心”将立足于本土固有的学术传统和学者对仪式音乐传统的认知，参考和借鉴但避免单纯套用西方理论而导致的“文化或学术殖民”；以“人是如何制造音乐的”的学科目标追问，进行系统的微观性个案研究和宏观性比较研究，拓展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仪式文化解释权的探索；通过综合运用中国传统文化、仪式学、历史学、语言学、心理学、生理学、音乐学等学科方法的“中国实践”，提供民族音乐学在国际视野中的中国话语权。 　　3.以“音乐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发展”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