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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 　　中国钢琴音乐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在中国悠久和深厚的历史和文化氛围中，钢琴作为一种外来乐器，已发出符合国人审美趣味的音响；钢琴音乐作为一种多声音乐，也被注入了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关于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许多学者都做了较充分的论述。这里试图从语言学的角度对中国钢琴音乐的民族风格进行阐释。 　　 　　一 　　 　　音乐是一种语言，故有“音乐语言”一说。但音乐语言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语言，而是一种“拟语言”（quasi-language）。众所周知，20世纪的哲学“语言学转向”带来了文艺学的“语言学―文本取向”。在这种情势之下，音乐这种“拟语言”也得到了“语言学-文本取向”的阐释，这主要就是“音乐分析”中对音乐所进行的语言形式上的剖析。①当然，这种“音乐分析”并不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学阐释，而是一种基于作曲技术的分析。既然音乐是一种语言，那么这种语言就应像索绪尔所说的那样，由“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构成。这就意味着，音乐并不像汉斯立克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乐音运动形式”，而具有特定的“语义”。换句话说，音乐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并非单纯的“乐音结构体”②，一种“能指”符号或“文本”（text），而是一种被赋予特定“语义”并具有其“所指”的“作品”。古今中外任何一种音乐，作为“拟语言”，都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即使是抽象的“非标题音乐”也是如此。既然音乐作为一种语言，具有特定的“语义”，那么这种语言无疑也基于某种既定的法则。音乐作为“乐音结构体”或“能指”符号，有其“自律”的一面，遵循特定的音乐构成法则和形式美法则。音乐作为人类内心情感的表现或作为客观世界的反映，则有其“他律”的一面，因为此时的音乐具有其“所指”，并必然通过“描绘”、“类比”、“象征”的手法，指向音乐语言本身之外的某个对象③，以达到抒情或状物的目的，体现出音乐的艺术表现功能。总之，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语言既呈现出作为“能指”的独特形式，又具有其作为“所指”的特定“语义”，并遵循其独特的规律。 　　基于上述音乐的语言学阐述，就不难做出这样的表述：中国钢琴音乐中的一些作品，作为一种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语言，也由“能指”和“所指”构成，并具有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语义”。其“乐音结构体”作为“能指”，诉诸具有民族特点的音响，并与中国传统器乐（如琴乐）构成音响效果上的相似，甚至表现出对传统乐器（古琴、琵琶、筝）音色的模拟，呈现出独特的“语音”。其“所指”不仅是作品中那些具有民族特征的思想内容，而且还体现为中国人的审美情趣，最终都指向其特定的“语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国钢琴音乐中的一些作品，正是通过这种类似于传统器乐音色或音响效果（“能指”）和具有民族特征的思想内容和审美情趣（“所指”），构成了一种有别于西方钢琴音乐的音乐语言，呈现出其独特的“语音”，进而传递出其独特的“语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这种“语音”和“语义”正是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之所在。 　　 　　二 　　 　　中国钢琴音乐作为一种独特的音乐语言，作为一种“能指”符号，其民族风格体现在多个方面，如旋律及其调式、节奏、节拍、曲式、织体、音色，都成为其民族风格的载体。1934年，俄籍作曲家、钢琴家亚历山大?齐尔品在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举行“征求有中国风味钢琴曲”作曲比赛，贺绿汀以其在旋律及其调式上极具民族风格的《牧童短笛》获得此项赛事的头奖。从此，旋律及其调式的民族风格成为中国钢琴音乐民族风格的主要标志。但伴随着中国钢琴音乐的不断发展，其民族风格逐渐诉诸多个方面。尤其在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中国钢琴音乐呈现出更为多样化的民族风格。本文认为，最值得探讨的是音色。如果说音乐是一种语言，那么其音色就如同其“语音”，而中国钢琴音乐正是通过某些特殊的演奏手法，发出了类似于中国传统器乐的音色或音响。正是这种音色或音响作为一种特定的“语音”，为中国钢琴音乐带来了浓郁的民族风格，并成为中国新音乐民族风格的特征呈现方式。 　　钢琴上这种具有民族特点的音色或音响，作为一种独特的“语音”，主要是通过模仿古琴的演奏法而获得的。1987年，上海音乐学院举行“中西杯?中国风格国际钢琴作曲比赛”，赵晓生以其根据“太极作曲法”创作的《太极》夺得头筹。作曲家正是通过独特的踏板技术弹奏出类似古琴的音色或音响，而使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格。众所周知，踏板在西方钢琴音乐中只有几种使用方法，而且通常还是作为一种音响效果的辅助手段。但赵晓生借鉴古琴演奏技术，创造了合、分、粘、滤、颤、裂、延、复、换九种踏板技术。故“在《太极》中，不同的踏板可能产生完全不同的音响，可谓变化无穷。……千变万化的踏板用法给予演奏者极其广阔的音响天地。自由多变的踏板可谓‘大法无法’，……对于同一段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