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辛飞七彩”.docVIP

“甘辛飞七彩” 　　“文革”前，苏云在长影叫“苏老九”，从技术处长到技术副厂长，党委、厂长、艺委会排下来，第九位。“文革”后期担任革委会副主任，还是被压在军宣队、工宣队后面。 　　我在创作上直接与苏云接触，是新时期。1979年后他变成了“苏老大”，虽然是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他从副书记、厂长到副书记兼厂长)。但他从来就不是那种迷信政治口号的官员，他是一个真正的艺术上的内行，技术上的专家，一位务实又有胆识的电影事业家。长影上世纪有两大高峰：50年代中前期和80年代中前期。苏云是长影第二个艺术高峰的推动者、带头人。 　　我独立执导的第一部片子是《吉鸿昌》(上下集，1979年出品)。尽管后来影片获得文化部优秀影片奖(1980年)、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最佳编剧奖和首届解放军文艺奖，但当年我上戏却颇费周折，全靠苏云的鼎力支持。 　　《吉鸿昌》的编剧是陈立德，剧本1961年就发表在《电影文学》上。林农曾经要拍，因吉鸿昌属于西北军冯玉祥部，被认为是“旧军人”，虽为共产党员，还是“身份不纯”，未获批准。当时历史观念有很多不正常的东西，例如南昌八一纪念馆，一半是秋收起义，另一半才是南昌起义。湖北麻城的黄麻起义纪念馆，“前言”称“黄麻起义是在秋收起义的影响下发动的”，据说有位老红军把这句话圈上，写下一行字：“黄麻与秋收几乎同时起义，无所谓谁影响谁!” 　　我选中《吉鸿昌》并要把它推出时。创作环境刚刚开始松动，但我独立执导拍摄尚不可能，就想到了老摄影师李光惠。他正在厂美工间劳动，愿意与我合导并兼摄影师。苏云与他同行当出身，相知较深，他就找了苏云。苏云也倾心这个题材，知道我当过《甲午风云》《兵临城下》《自有后来人》等十余部戏的场记和副导演，同意我们开始筹备工作。不久，几位挂厂副主任的老艺术家有异议，反映到电影局。局里传下话：这么重要的题材，交给一个初出茅庐的人合适吗? 　　苏云就找赵心水商量，请他接换我。赵心水十分仗义，说：我和齐兴家是一茬人，他完全可以胜任，我不能插杠子顶替他。苏云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厂班子，在他的力争下达成一个妥协的方案：选演员、排练、分镜头都要审查，主要演员必须厂务会定。吉鸿昌一角准备三个人：赵凡、夏宗佑、达奇。赵凡是谁?有人说，辽艺赵凡演《一仆二主》，你得跪着看。结果厂里定“自己演员”，让达奇演吉鸿昌。制片主任换了三次，八请林农出任艺术顾问，拍摄中间胶片又断档。外景样片，审查认为“太长”，我就请于彦夫出山，帮助我剪t重场摔跤戏，也请他协拍。 　　这期间，苏云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这种支持，不是口头上、表面上的，而是关键时刻挺我一把，平时艺术上又严格要求，毫不含糊，具俸出主意、办实事。有一次，洗印间出故障、停产，我们的片子被压住了，怎么办?苏云把洗印间、技术处和厂工程师集到一块找原因，七嘴八舌中苏云判断问题出在三号机，一查正是那里。苏云是技术专家自然技术灵，不止如此，渐渐地判断剧本也灵，指挥拍摄制作也灵，审查影片也灵，有眼力有能力有魄力，是个全才型电影事业家。 　　《吉鸿昌》之后，我又连抓过两个重大题材，种种原因均遭搁浅。一个是陈立德写的《彭大将军》，拿到提纲我跑向全国搜集资料，到广州找到杨尚昆秘书，他要看剧本，基本是回避，在浦安修处守了五六天，军史摸了一遍，得知“百团大战”后中央朱、毛颁嘉奖令，奖每个战士一套军装。然而，军队上层又有人批评“百团大战”。结果，厂里讨论，因涉及敏感的庐山会议，多数人不同意上。另一个本子是关于“九一三”事件的(电影局两个人执笔)。为此我还以“特约记者”身份，坐会场头排目睹了“四人帮”的审判。大约是时间“距离”太近，这个本子也未获通过。在审查剧本的厂务会上，多数领导不同意。苏云则明确表示：齐兴家，你要点头拍，我就支持你!这句话他在会上说了三次，使我非常感动。 　　对这两个选题。苏云都鲜明地表示了他的态度，他几次说：“抓大题材要解放思想，如果导演下决心拍，我就支持。”当然，最后审查他服从厂领导集体多数人的意见，可见他的民主作风。 　　1982年初，我在小白楼猫了18天，改编王蒙的小说《蝴蝶》。主人公的“双重人生”所触及的历史“痛”点，小说的意识流写法，都深深吸引着我，我想借此寻求一种新的电影叙事形态。剧本写成连夜送到苏云家。没想到，第二天上班他就找我――竟连夜把剧本看完，后来我才知道：这就是苏云的工作风格。他基本肯定了剧本的基础，提出一些修改建议，我感到他完全把握了这个人物的命运变迁及其含义。 　　有些老同志还是有意见，放出风：右派导演改右派小说，又找了一个右派演员(郭允泰)。片子拍了十几天，恰逢年度“题材调整”，就被叫停(之后《人到中年》也一度叫停)。党委会找我，苏云代表厂方宣布了。决定”，我站起来气愤地说：“这个决定是错误的!”摔门而去，纪叶追出来劝我。次日，纪叶又找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