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不香，坏人不臭”的文学语法.docVIP

“好人不香，坏人不臭”的文学语法 　　 “好人不香，坏人不臭”是坊间流传的一句俗语，说的是生活中的一种怪相：好人得不到真正的赞赏和美誉，坏人也受不到应有的道义责难。好与坏、是与非囫囵到一块儿，没有人去甄别它们的界限。这种现象在现实中发生，说明一定范围里人群的伦理观出现了问题。而在文学作品中，这种现象则表现为：作家在塑造人物形象时，采取一种特殊的文学语法――在好人形象里掺入一些毛病，在坏人形象里掺入一些优点，把双方的人性拉回到一个平面上，来个好坏“平均主义”，使作品丢掉了基本的伦理尺度，损害了文学的精神属性、道义承担和审美效果。 　　现代理性告诉我们，人的行为选择，使其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诚实友善、正义勇敢、埋头苦干、勤奋进取――这些都是人类身上焕发出来的不言而喻的优秀品质；反之，好逸恶劳，损人利己，寡廉鲜耻，穷奢极欲――则是人类所不齿的精神垃圾。然而，本来确定的东西，忽然变得不确定了；本来一目了然的判断，忽然丧失了主张。人们对一切的解释变得模糊不清、语焉不详，生活和文学中出现了混沌现象。 　　人类的精神里面有一种求真的冲动。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一句“我不相信”，代表了中国人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对“文革”历史虚假的陈述所做的“抗伪”表达，那么进入90年代，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分化，消费主义的甚嚣尘上，“我不相信”已经在虚无主义、怀疑主义者那里，衍化成了拒绝一切信任。信任的匮乏是导致生活和文学浑沌的根源。 　　一些作家认为好的真实没有说服力。他们宁愿相信人性的“向下之力”――贪婪、自私、狠毒、卑鄙，而不愿相信人性的“向上之力”――施舍、无私、慈悲、坦荡。他们对生活中人类行为的真善美，充满了狐疑。一位作家看完一个好人的真实资料后，在他的文章中坦言：“我们的小说中没有这样的人，如果把这个人物写进小说里，我猜大概也没有人会相信。我们似乎没有能力对这类人物有令人信服的叙述。”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分析这位作家这番话，首先，他说出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作家的人物画廊里的确很久不提供“这样的”好人形象了；其次，作家自己没有行动，并得到证明，就断言好人形象在读者那里通不过；紧接着他回答了第三个问题，“没有能力对这类人物有令人信服的叙述”――这句话倒是很诚实。为什么“没有能力对这类人物有令人信服的叙述”？因为作家本身就没有真信服，即使感动也只是一时，稍纵即逝，作家的情感没有真正放在“这样的人”的一头，所以他的“能力”不可能和他的主观积极地汇合到一处，为“这样的人”寻找到“令人信服”的根据。换句话说，作家与“这样的人”分属两界，怎么可能会与“这样的人”产生亲近的热情？当然也不会萌发不可遏止的创作激情和冲动。说穿了，还是信念的问题――对好人没有信念，对“这样的人”在内心深处并不由衷地认同。 　　相反，我们的作家对坏人形象的把握，从行为到心理轻车熟路。作家寻找坏的真实，而不去寻找好的真实。悉德?菲尔德在《电影剧本的基础》一书中记述了法国著名导演让?雷诺阿对他说过的话：描写一个混蛋比描写一个好小伙子更有戏剧性效果。这位美国编剧在转述一个技巧――行动的人，是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在这方面，一个混蛋要比一个好小伙子骚动得多。不少大作家都表达过类似的写作经验，不幸的是，在我们这里，作家不是把这个经验领会为技巧，而是当作整个世界观，在他们的眼里没有纯粹的“好小伙子”，只有遍地的清浊不分的“混蛋”。 　　于是，一种怪异的文学的语法产生了，如此进行分配：好中有坏，坏中有好。譬如《上海滩》里的冯敬尧，一方面他是社会上的流氓大亨，另一方面他是家庭中的慈父。这两年，新历史主义小说和影视剧普遍采用这个策略。有一点不同的是，尽管《上海滩》把一个冯敬尧分了很多的层次，但在基本伦理判断上丝毫不暧昧：冯敬尧的父爱不可靠，他把爱女冯程程的婚姻当作拉拢阿力、争取新生势力的筹码。他并不以女儿的爱和幸福为旨归，而是让爱女作为实现利己目标的牺牲品。而新历史小说和影视剧在展示人物双重人格上，采取大撒把式的处理，让每一重人格线性地发展，没有肯定的倾向性，对恶也不加抑制。作家到底在写一个好人，还是在写一个坏人，没有终极的结论。 　　当然，人物形象是丰富多彩的，我们不提倡文学作品一开场好人和坏人的形象就泾渭分明，但所有作品结局都向作家讨要一份鲜明的审美立场。像这样“好人不香，坏人不臭”，不仅是文学的乖巧之举，更是伦理上的一种精神危机。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