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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福会》：从女性文本到文化电影 　　摘要　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描述了四位中国移民母亲和在美国长大的女儿之间复杂的关系，揭示了中国与美国不同的文化内涵。电影改变小说原有的比较纯粹的女性主义色彩，而使电影变得更具有华裔社群的一般意义，进而反映了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但从男性的视角对文本进行的改编，削弱了女性主题，而对于文化交流的反映更深化了人类追寻自我的主题。 　　关键词　《喜福会》，女性，文化，改编 　　 　　谭恩美在上世纪80年代末出版了她的处女作《喜福会》(The Joy Luck Club，1989)，并获得巨大成功。该小说出版后即成为全美最畅销小说长达9个月，并先后获得美国国家图书奖，国家图书批评循环奖，1991年最佳小说奖。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谭恩美小说中的母亲形象具有巨大的感染力以及母女关系所折射出的深刻的文化内涵。《喜福会》描写了四位中国母亲和她们的女儿从误解、冲突到理解的故事。这些生活在美国社会中的中国母亲，她们虽然与已经美国化的女儿们之间充满了矛盾和冲突，但她们却是两种文化互相碰撞、沟通和交融的参照，是女儿们遇到困难和挫折时的求助对象，因而最终为女儿们所理解、所接受。她所表达的中国文化的魅力使她和她的作品同时赢得了东西方的青睐，尊重、赞美以及认同。1993年，在香港完成文化身份构建的美国华人导演王颖把谭恩美的小说《喜福会》搬上了银幕。他在处理《喜福会》这个女性故事的时候，却不动声色地减淡了影片的女性底蕴，将女性主题从最主要的表现对象的地位上隐退，并让位给了华裔社群主题。王颖在电影中采用了几个转化，这几个转化就改变了《喜福会》小说原有的比较纯粹的女性主义色彩而使电影《喜福会》变得更具有华裔社群的一般意义，进而反映了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 　　 　　一、女性文本的男性视角 　　 　　在对男权进行颠覆和解构的诸多方式中，谭恩美选择了使男性“缺席”，“沉默的父亲”几乎成为其文本中反复出现的一种意象。这里的父亲不仅仅指代血缘意义上的父亲，他的外延被扩大为华裔男性，既是《喜福会》中对母亲蹂躏和不忠中国父亲，也是母亲后来嫁的白人父亲或继父。 　　谭恩美创作都基本上没有超出女儿的角色。她透过女儿的视角观察自己的华裔父母，追忆父母的历史，讲述父母的故事。但是，我们所看到的华裔女性的文本世界显然是一个母亲大于父亲的世界，《喜福会》故事都在女儿与母亲的基础上展开，父亲这个代表着男权中心，象征着生殖力和创造力的权威从华裔女性的文本中悄悄退场了，或者说，被隐性地放逐了。华裔女性对父亲的驱逐，就是要表明她们的世界是一个父亲缺场的世界，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参与却依然运转自如，甚至绽放更艳丽生命之花的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父亲在场，也依然是充满隔膜的。《喜福会》中丽娜母亲精神失常，这一切女儿早已有预感，但是父亲对即将到来的灾难毫无觉察，还沉浸在迎接新生命的喜悦当中，“他对着小床，显出一种按捺不住的喜悦。但他对我以后所目睹的，一直是浑然不觉。……我很纳闷。为什么父亲从不担忧什么?难道他是瞎子?为什么妈和我能看到更多?”如果说前面作者是以一种隐秘而又不着痕迹的方式将父亲放逐在女儿世界之外，那么这里父亲的在场也不能说明什么，他仍然被排斥在女儿的心灵之外。 　　对于中国父亲，他们更多的是作为母亲的丈夫进入文本的。《喜福会》中四个来自内地的妇女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父权和夫权的控制、压制和奴役。许安梅的父亲去世后，因为嫁给另一个男人了而被逐出家门，也被迫割断了骨肉亲情，虽然嫁给了大富商，却始终作为一个封建家庭中的姨太太过着郁郁寡欢的日子，最终在一场争斗中丢了卿卿性命，龚琳达嫁到夫家做童养媳，不仅多年忍受婆婆的刁蛮，结婚后发现丈夫的性无能更使她对生活失去了希望，无法生育的痛苦又降低了她在家族中地位，顾映映早年嫁人，婚后不到一年就发现丈夫在外寻花问柳。作为母亲的丈夫的男人给人以“现代撒旦”的感觉。 　　《喜福会》原有的女性主题的削弱，也是与电影的男性视角分不开的。作为一个男性导演，王颖对于女性在社群中的独特感受并不能加以真正的领会，他对于这个寻亲故事有他自己的认识和见解。当小说中的吴精美看到自己从未见过面的姐姐时，她感到她们共有一个母亲这个事实对她的影响是那么强烈。从男性文化的角度，这是因为她们的血缘相近，她们是同一个母亲生育的，表明她们属于同一个家庭，而“同一个母亲，同一个家庭”这个话语则含义显著地指向华人、族群、中国以及中华民族这些内涵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在电影《喜福会》里，吴精美朝自己第一次相见的姐姐们走去时，她看见的姐姐中的一个正是母亲的化身――也就是说，她正在走向“母亲”，很难说这个镜头呈现了多少政治话语思考，但其中所具有的与生命循环象征相关的意味是很微妙的。同时，不知道是偶然还是故意，几乎全是男性的人群为她们的重逢鼓掌和拍照。然后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