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艺术.docVIP

80年代以来的中国女性艺术 　　一、新桃换旧符 　　 　　在新鲜空气源源涌入的年代里，中国女性美术家的视线也更为开阔，80年代以来，相继为中国艺术家关注的西方女艺术家如德国的吕蓓卡?鸿，美国的奥?吉芙、裘迪?芝加哥，墨西哥的弗丽达?卡罗，比利时的罗斯?杜玛斯……尤其是奥?吉荚，她吸收近距摄影聚焦的趣味，画的那些“巨大”的花卉因作者赋予作品的特殊意味――“性”的因素，也因为西方女性主义的文化视角，使这批“花朵”被中国女画家关注。女画家王季华很快对这种另具“深意”的表达方法心领神会，她从画中国传统花鸟画转向具有新的视角的“花卉”创作。从作品看，她也确实掌握了奥?吉芙“花”的意蕴。 　　这一时期比较活跃的年轻女性艺术家尝试借用已有的绘画符号，并进行创造性的转换，而这些符号大都被赋予为男性中心文化服务的叙事意义。如何重新定义这些符号，就成为这些女性艺术家“新桃换旧符”的课题。更多一批女性参与了变异“花儿”的过程，如蔡锦、孙国娟、雷双、迟静华、徐晓燕……由于她们的努力，“花儿”不再是为男性所赏玩的东西，而是具有女性的经验特征的，叙述女性情性和思绪的象征物。让观众感到不可思议而又在情理之中。 　　当这种观念被赋予更深更广的意义时，女性艺术家在艺术上的探索不仅有了新的明晰的目标，并且还有了理论――开掘女性的感觉，用女性喜爱的方式书写“自己”。 　　这实际上是新一代中国女艺术家在绘画艺术上的叛逆性挑战的开始。 　　 　　二、女性与家庭的新视角 　　 　　观察和思考女性现实境况，多角度地揭示在男性视觉惯性下无法感知的女性生存问题，是当代女性艺术家作品的重要特色，这类画家有刘曼文、申玲，喻红、阎平等。 　　以家庭为题材的绘画作品，古今中外所见甚多，它适当地传达了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期待。当代女性艺术家反思妇女的社会地位和社会角色，通过家庭来感受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和限制，描述自己的这类经验，就出现了与原有的女性与家庭叙事不同视角的创作。 　　刘曼文的一组个人肖像，用自我反思的方式对日常生活作出新的诠释。如《平淡人生》之六，涂了面膜的女人背后是正用照相机镜头窥视她的丈夫和戴了有色眼镜的儿子……画家采用了当代女性常用的美容方式――涂面膜。面膜在这里不仅解释为女性企图以美丽和青春的永驻来迎台男人的需求，更可以解释为女性的一种关爱自己的方式，一种暂时逃脱被盯视和审察的危险，是休息、放松和静心思考。画中的丈夫拿着照相机，儿子戴着有色眼镜，两种镜头对着她，显然使她感到一种威胁，感到他者对“我”生存空间肆无忌惮地侵入……画家提出了女性在家庭中是否还有“自我”的问题。 　　阎平也画母子关系。虽然人们看到的是母子亲情，但画面上常常出现拥堵和凌乱的场面。一边是作画的工具――画笔、纸、颜料罐、挤剩下的颜料锡管、颜料瓶、洗笔瓶、盛水的罐、翻开的画册等，一边是女画家本人正在给她的小孩洗脚、击掌、玩游戏、阅读等等。有人说女人的生活没有一个整体，她的生活因被切割而零乱，像一个救火器，得随时投入各种意外事件中，反映当代社会里女性的两难处境。 　　而喻红的《目击成长》虽然是“自传”体系列，内容涉及更多个人成长与社会环境变化的关系，但家庭的脉络贯穿其中，家庭和社会的关系、家庭和个人的关系密不可分。喻红描述了女性“个体”如何在“家庭”这一社会组织中成长，包括身体和意识。而她的女性意识也是她作为人母，在孕育新生命的过程和担任母亲全身心照看后代的辛苦中开始觉醒，以及越来越清晰。 　　 　　三、作为表现主体的身体 　　 　　将自己的身体，或身体的某一部分，作为艺术表现的主体，“我”为叙事的载体，深入细致而且“不择于段”地描述“我”的各类“情状”，用以表达“我”作为女性的复杂精微感受……这是中国当代女艺术家创作引人注目的一个领域。 　　“身体”作品落实到女性身体和“性”文化关系焦点上一些作品表达了某种“创伤”的感受，当女性身体成为“祭献品”时，作为心灵的主体，对自己身体的被“利用”的恐惧和屈辱，对生理渴望的困惑与疑虑，都将变成难以平复的伤口，无论在肉体还是心灵上，都给女性留下深刻的影响。李秀勤的系列作品反映的是一种被破坏、被伤害的感受和“后果”。那些生生被劈开的大树段，露出新鲜的木头肌理，形成一种痛苦的表情。 　　陈妍音的“创伤感”是尖锐、敏感而流动的。1990年的“箱子”系列，箱子的内壁光滑，外而突出着尖刺。它们既敏感又紧张，外界刺激和内部反应造成矛盾与痛楚，给人以惊愕的感受。在作品《一念之差》中，她用黏贴着有病历和治疗方案的标签输液瓶，通过塑料输液管向新鲜玫瑰花输液，作为生命和爱情象征物的新鲜玫瑰花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枯萎……陈妍音梦幻似的述说，似乎有浪漫的经典陛叙述的影子，如红玫瑰、香雾、精致的“箱子”等。而实际上她所表达的是现实中的女性自身与周围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