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电影艺术的“后现代”特性.docVIP

当代中国电影艺术的“后现代”特性 　　［摘 要］ 本文从“后现代”的视角重新审视了当下文化氛围中的电影艺术。认为电影艺术的后现代特征表现为解构常规、大众狂欢两个向度，进而论述了狂欢化作为形式因素，电影言语运用的戏谑、动作的细化带来的快意、色彩的唯美形成的视觉冲击和虚构的无稽对“现实性”的消解是其形式的主要方面，进而得出结论，电影艺术作为视觉文本的主要形式，在内容和形式上所演绎的正是当下文化以及大众审美的需求，其狂欢化特征是“拯救”之后的“后现代”的自我表现。 　　［关键词］ 中国当代电影；后现代；大众性；狂欢化 　　 　　处在“后现代”的氛围中，重新审视电影艺术，就觉得另有一种意思。因为当阅读从印刷时代走向读图时代的时候，作为最早的视觉文本，电影在不自觉中扮演了一个引领者的角色。就像当年它自身的诞生令人惊异一样，在当下，当我们面对着光怪陆离的斑驳世界，感受“仿像时代”的奇异的时候，我们就会对电影这一艺术的“大众性”重新思索。同时，电影作为一种面向大众的艺术形式，处在日益“世俗化”的境况中，它也扮演了和其他大众媒介共同建构大众文化的重要角色。电影的这种双重性使得电影的特性变得复杂起来，既要照顾世俗化的需求，又要满足艺术性的需求，电影不可避免地在经历了种种的“先锋”实验之后走上了充当“大众文化”合法化论证的工具的道路。这就是电影的“后现代”思考。站在这一立场，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文本，其“后”的特征表现为两个向度，一是内容表达中对于传统概念常规的解构，二是在艺术形式上的“狂欢化”特性。当下中国电影言语的运用、动作的细化、色彩的唯美、虚构的无稽共同构成了“狂欢化”特性，演绎着“后现代”的“大众性”内涵。 　　一、言语的狂欢 　　在当代中国电影当中，人物的言语对白至少有三种形式：普通话、方言和外国语。显然，“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方言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现代汉民族共同语”［1］的普通话，是影视言语对白的主导形式，其地位毋庸置疑。同时还存在着局域通用语――方言和牵涉到相关国家的通用语。普通话的例子可以省略，方言的例子比比皆是。《我叫刘跃进》中的方言至少有三种：豫方言、东北方言和北京口语。外语的例子如冯小刚的贺岁片《不见不散》中的英语。 　　形成言语狂欢的前提是各种语言的同处一境。言语狂欢的方式有两种：一是普通话、方言和外国语三种口语形式都在场，同处一境；二是普通话、方言中的两到三种在场，同处一境。 　　狂欢化效果的形成在于言语间的对话和交流所导致的戏谑。电影语言因此显得真实、生动而且意义丰富，特别是对话中的各种言语意义的错位和中断，致使两种或几种言语之间产生空间的张力，言语行为成为狂欢的交流和展示的平台，从而折射呈现出当代话语“多元性”特征。 　　二、动作的快意 　　动作是电影描述细节的最佳方式，和电影中人物的道白一起，共同构成了电影狂欢的基本框架。动作狂欢的生成来源有两个：一个是战争和武打；另一个是生存竞争。前者形成的是“革命的后一天”的“暴力传奇”，后者形成的是“暴力美学”，其生成路径主要是通过想象和“夸张”修辞形成浪漫美学诉求。 　　战争和武打所展示的是肉体的搏杀，可以分为两类：集体搏杀和单独搏杀。前者追求的是场面的壮烈所引起的震撼，后者所追求的是技巧的精致而导致的美感。不管是集体的还是单独的，其场所无疑是狂欢广场的位移，所带来的是刀光剑影中的肉体搏杀和肢体舞蹈的阵阵快意。 　　战争与武打之外，即是生存竞争的展示，其意图在于追逐的形成。追逐嬉戏是当代电影中的一个颇有意味的图景。通过追逐嬉戏，剥掉意义之壳，显露精神荒漠。在影片《我叫刘跃进》里追逐的对象大致相同：利益。在利益面前，人们都陷入了不由自主的疯狂。刘跃进是个工地厨子，他丢了一个包。丢了一个包不要紧，关键是里面有和老婆离婚时第三者给他在离婚证上写的六万元欠条。在追逐偷包人“青面兽”杨志的过程中，他又捡了杨志偷的包。捡个包不要紧，关键是里面有一个优盘，优盘里有能够割掉主任、 办公室主任、总经理严格脑袋的性贿赂和财贿赂的交易录像！既有利益又有色情，是“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的故事”①。因而演出了一场刘跃进找包、捡包；严格和办公室主任、瞿莉也找包(优盘)，追别人、被别人追；别人追别人，别人又被别人追的“追逐”大比拼。由一个人到几个人、到几群人，集体不自觉地加入了追逐的行列中。追逐嬉戏的就一个字“钱”，“钱”的后边藏着一个字“恨”②。追逐的对象就是“恨”的对象。电影文本最终是将追逐的和被追逐的意义抽空(刘跃进的六万元找不回，严格在车祸里死掉，办公室主任自杀，主任被捕，参加追逐的三群人除公安外全被抓)，追逐变成了现代社会的一幕幕荒诞图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回到河南老家的刘跃进和曼丽被两个人找到，一个是曼丽的前夫，一个是严格的老婆瞿莉。新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