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祠堂的功能转换及出路探索 　　【摘 要】 祠堂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浓缩体现，在明清时代及至整个封建社会时期都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进入现代以来，其功能定位发生了一系列重大转换，分别是主要包括这四个方面：一是祠堂地位的边缘化――从政府组织的延伸到松散的组织形式；二是祠堂功能单一化――从完整的教化体系到纯粹的祭祀功能；三是祠堂认知功化利――从彻底的身心归属到按需祭祀；四是祠堂功能的时代化――从传统的宗族统治到现代功能创新。祠堂在现代社会仍然有很多功能不可替代，但也有些功能已经过时需要抛弃，所以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努力，引导祠堂在现代社会的功能定位。 　　【关键词】 祠堂；宗族；功能；明清时代；现代社会 　　祠堂这个神秘的称呼，在宗法制为核心的封建社会一直是人们心目中崇高的存在，有着极高的地位和丰富的内涵。随着社会发展到现代，祠堂在人们心目中的意义也随之变化，有些方面功能似乎弱化，有些方面功能在不断增强和创新。 　　一、祠堂地位边缘化――从政府组织的延伸到松散的组织形式 　　1、封建社会时期 　　明清之际，农民是以户为单位的个体耕种方式，相对分散，统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距离很远，管理不便，农民也不愿意和政府发生联系。这时，利用宗族组织进行管理相对于政府管理来说，更方便也更有效。清朝冯桂芬曾总结到：“牧令所不能治者，宗子能治之，牧令远而宗子近也；父史所不能教者，宗子能教之，父史可以宽而宗子可以严也。宗子实能弥乎牧令父兄之际者也。”[1]相?τ诠俑?里面的“大老爷”，农民更愿意接受宗族的管理 　　而且，明代之前，祠堂的祭祀祖先的代数因身份的不同，是有严格限制的，只有皇帝才可以祭祀开宗始祖。从明代开始，祭祀代数的限制逐渐放宽，平民也可以祭祀开宗始祖。祭祀代际限制的放开不仅仅是祭祀对象多少的问题，还涉及到敬宗收族的范围。原来一个宗族只包括三代以内的亲属（因为只可以祭祀三代祖先），三代以外无亲属，到明清时期的不限代数，那么共同祭祀的同族人的范围就变得庞大多了。所以清朝时期的宗族动辄上千人，有的甚至数千户。[2]团结这么庞大的一个家族，需要有完善的管理体系。宗族管理族人的方式主要是通过规章制度来进行规范。有的是设立族规，有的制定“乡约”，其内容大体类似。即是宗族制定条文约束族人、教育族人的行为规范，有倡有禁，提倡的内容如尊老爱幼，兄友弟恭，勤劳简朴；禁止类的内容有共性训诫内容如“勿贪意外之财，勿亦无祈焉。并汝曹所见也，勿为妖妄之费。”。[3]也有某个家族独特的训诫内容，如允许亲兄弟分开居住，以避免妯娌纷争不睦的《颜氏家训?兄弟篇》：“娣姒者，多争之地也。使骨肉居之，亦不若各归四海，感霜露而相思，伫日月之相望也。”[4] 　　这些族规、乡约里面会有些特殊内容，如“不可销毁铜器，铸造私钱”[5]以及安徽潜山王氏《家箴》告诫族人的“早完国课”；“田有租身有佣，民分应尔，所有编折银两依限交纳，米粒照征送完，庶免拖欠之罪”。[6]这些规范本应属于政府的职责，被宗族接手负责，施行方法就是将国法融入家规，在祠堂中反复诵读传达，内化成道德信条来教育族人。这些功能的发挥是得益于统治阶级的支持，统治阶级为加强对基层的管理，大力支持宗族组织利用宗法制对本族人进行管理，具体说来就是鼓励宗族祭祀，支持民间编修族谱，修建祠堂，即用各种方式强化同宗族人对宗族的认同。 　　宗族势力和政府势力二者相互制约，相互抗衡，共同影响着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但是二者关系中，政府明显占据主动地位，所以可以充分发挥宗族的团结功能，也叫“收族”的功能，而不用担心会出大问题。 　　2、现代社会 　　从土地革命开始，宗族组织逐渐与政府相分离，宗族组织开始边缘化，尤其进入现代，以祠堂为核心的宗族组织逐渐退化成为社会组织，失去了其作为民间政府组织的功能和地位。其变化的原因非常复杂，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意识等方面。首先是政府管理体制的不断完善，原来的政令难下乡的状况已经大大改变了，乡镇和村级政府、党委都非常健全，足够承担基层的管理和服务工作。所以封建社会需要宗族辅助管理的情况，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复存在了。而且，原有的宗族对族人们的居高临下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改变，王沪宁在《中国村落家族文化》一书中说过，农业生产不再是唯一的生活来源，宗族长老所熟练掌握的农业生产技术也不再是后辈学习的单一途径，农业技术甚至已经不是必要技能，人们也不再牢固附着于土地上，离开祖居地的人和家庭越来越多。政府组织不再需要宗族作为基层的政权形式而存在，而宗族也不再具备约束族人管理族人的条件，族人也不再如封建社会时期一样尊奉宗族组织。所以诸多原因造成，祠堂和宗族地位的边缘化。 　　现代宗族组织，多以姓氏和地域为名，如前面提到的中华高姓宗亲联谊会，是以高姓人群为对象的现代形式的宗族组织，这一组织有全国性的总会，也有各省各地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