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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的村落共同体重塑 　　【摘要】我国乡村中村落共同体日渐衰微，致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困境。随着“互联网+”时代的来临，村落共同体的重塑迎来新机遇。通过网络社会与实体社会的相互融合，利用互联网技术实现村落外出村民与留守村民之间的城乡联动、基层政府与村民之间的上下联动，营造出新型的村落共同体，促进乡村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 　　【关键词】“互联网+” 社会治理 村落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C9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6619/j.cnki.rmltxsqy.2017.21.011 　　共同体又称为社区，最早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提出，意指在传统的亲密、单纯的共同生活中自然形成的联系紧密、互动频繁、亲密无间、守望相助的小规模群体。它是特定区域内具有共同意识和共同生活的人们组成的社会实体。村落共同体曾经是中国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结构单元，它维系??乡村的社会秩序，使基层社会处于安定和谐的状态。但随着我国市场化的不断深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乡村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陆续来到城市寻找生计。成员的流动使得村落共同体内共同的活动减少，成员互动频次降低，对集体的认同感逐渐弱化以致村落共同体逐步衰微与瓦解。村落共同体的解体带来了多重社会后果，农村的养老问题、夫妻情感问题及子女教育问题日益严峻，乡村地区社会治安状况出现恶化态势，基层社会治理面临困境。因此，如何重塑村落共同体一直是各方深切关注的重点课题。 　　传统村落共同体的瓦解 　　传统的村落共同体处于一种相对自治的状态。在传统时期，中国基层的村落内部人员缺乏流动、成员间互动频繁、社会空间相对封闭。由于在乡村社会中人们的生计方式以种植业和手工业为主，日常生产生活多围绕土地开展，因此人们扎根在泥土中，很少发生迁移。居住在同一片土地上的人们世代繁衍，相互熟知，知根知底，成员的社会交往频次较多，交往所涉范围较广。传统村落在自然空间上的限制也影响了村落的社会空间范围，成员的生产生活均富于地方特色，不同村落的成员相互之间的交往范围有限。在相对封闭的村落中，稳定而持久的传统力量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的行为规范准则依据的是世代沿袭下来的礼俗。村落成员的行为若是有违礼俗，则会受到其他成员的舆论谴责，甚至丧失村落成员的资格。因此，村落便在礼俗的作用下安定有序。 　　随着市场的介入，村落共同体开始逐步瓦解。市场化改变了人们的谋生模式。在传统的村落中，成员除了少量的生产生活用品外，大部分均是自产，在自家的田地种上粮食便可吃饱，用手工织成布匹便可穿暖。市场的介入使种植业和手工业均受到很大冲击。农业生产更多地依靠化肥农药及机械化作业，生活中的必需品也多为村落不能自产的工业产品。原先村落自给自足的状况因市场的介入而变得难以为继，村落成员的交往范围扩大，和外部世界建立起各式各样的联系。在和外界取得广泛联系的同时，村落内部成员之间的互动开始逐渐减少，邻里之间日常的相互帮助逐渐被专业化的服务所代替。市场化也使得村落成员的价值取向趋于多元，原先奠基于农民道义基础上的行为逐步被经济理性所代替，换工等行为被雇佣关系所代替，村落成员间的感情开始趋于淡薄。 　　城市化的快速发展也加速了村落共同体的瓦解。城市化促进了村落人口的快速流动。城市的快速发展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村落中的青壮年劳动力开始奔向城市寻找生存空间，留在村落中的是一些在城市中不易寻得工作机会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大批村落人口向城市的迁移，使得村落逐步成为一种无主体的熟人社会。人口流动使得村落内部的相互交流机会减少。外出务工人员不再参加或很少参加村落的公共事务，与村内的联系往往局限在家庭或家族内部，而且这种联系依靠非面对面的互动完成，相互之间的交流仅停留在表层，缺乏深度与广度。人口流动使得村落既有的行为规范失去效力，内生于村落共同体的礼俗失去了往日效力，年轻人的行为更多地遵循在城市中学习到的规范。而当这种规范与村落中的礼俗相背离时，他们更愿意接受城市中习得的、更贴近于自身生活经验的“城市规范”。 　　基层社会治理呼唤村落共同体的复归 　　村落共同?w瓦解后乡村社会呈现出新样貌。首先，村落的边界变得模糊起来，成员之间虽然相互认识但缺乏了解。一方面，村落内部分成员流向城市，只是在过年过节或家中有重要事项的时候才回到村中。和村落的其他成员在日常生活中没有必要的往来，缺乏对他们的了解。另一方面，人口的流动不仅包括村落内部人员的流出，也包括村落外部人员对村落日常生活的介入。由于村落的逐步开放，一些村落外部人员也获得了在村落内生存下去的机会，这些外来的人口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充分参与村落的公共生活。其次，村落成员之间的关系变得淡薄，日常生活集中在家庭中，对于村集体的活动参与热情不高。外出务工人员更关心留在村落内的其他家庭成员的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