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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少先队活动课与品德课程的对话与共建 　　摘 要以多伊尔课程结构为论证框架，对小学少先队活动课与品德课程进行比较分析发现，从制度层面看，前者旨在引导儿童完成向组织成员的转型，后者则致力于提升儿童公民素养；从课程标准（大纲）看，前者呈现线性逻辑，以“组织生活”“主题活动”构建全部课程内容；后者遵循生活逻辑，呈现低高异构的特点；从课堂层面看，前者重仪式和阵地建设，后者注重依托活化教材，优化社会资源。据此厘清二者关系，有利于实现二者的对话与共建。 　　关 键 词少先队活动课；品德课程；多伊尔课程结构；对话与共建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编码A 　　文章编号2095-1183（2017）10-00-04 　　少先队活动课与品德课程，因其从属不同的话语体系，其学科性质、逻辑起点、课程体系结构必然存在差异。但在实践中，由于教师资源的匮乏，教师很难区分二者，实施效果差强人意。而小学品德与生活更名为“道德与法治”，又对教师提出了新的挑战。在此状况下，如何求同存异，彰显两门课程各自的特色值得我们思考。 　　从本质上讲，课程应该是演绎性的，但课程演绎的各个部分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明晰的课程结构体系为基点，在其框架中展开。美国学者多伊尔在《课程与教学》中提出三个层面的课程结构：一是制度层面，指公共政策、政策、社会、学校与学习者的关系；二是大纲层面，即课程大纲对学校主题知识的规定；三是课堂层面，在这里，主题知识被视为学科的、多学科的、跨学科或整合的知识，并以教师和学生为媒介。[1]本文试以课程论为研究视角，以多伊??的课程结构为论证框架，从制度、大纲、课堂层面，对二者进行对比分析，以厘清二者的关系。 　　一、制度层面 　　1.少先队活动课：从儿童向组织成员的转型 　　重视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优势。《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下称队章）明确规定，“少先队的性质是中国少先儿童的群众组织，是少年儿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学校，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预备队。”[2]少先队组织自其成立之始，就将培养少年儿童对党和社会主义祖国的朴素感情，培养其良好品德置于优先地位，对其施以政治影响，进行社会化教育。少先队活动课也自然成为儿童政治社会化的重要载体，“通过这种工具，任何社会团体所珍惜的价值，其欲实现的目标，都被分配和提供给个人，让其思考、观察、判断和选择”[3]。 　　因此，从制度层面讲，少先队活动课程与品德课程虽有并行的课程编排，但与品德课程不同，学校场域只是少先队活动课程的依托而不是其参照。少先队活动课程由中国共产党委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直接领导和指示，受国家大政方针政策影响，以“组织意识”培养和“政治启蒙”为主要目标及内容。《少先队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试行）》指出，“少先队活动课程是少先队把握组织属性，通过特有的组织形式、集体生活和活动方式对少年儿童进行思想引导的活动课程。”[4]少先队组织是课程生长的沃土，鲜明的政治性及儿童性是其特色，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增强少先队员的光荣感、归属感，即组织意识的培养――核心是培养儿童对共产党、共青团和少先队的认知、情感和态度，是其奋斗目标，努力引导儿童完成向组织成员的转型。 　　2.品德课程：从儿童向公民的初探 　　新一轮课程改革以来，引导儿童“学会生活”，形成良好的公民道德素质和勇于探究、创新的科学精神，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必须担负的重大责任，也是品德教学的应有之义。 　　与少先队活动课鲜明的政治导向不同，小学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标准（2011版）规定，课程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以培养学生良好品德为核心、促进其社会性发展的综合性课程。儿童的社会性发展和道德养成是其主要目标，“走向公民、走向生活、走向多元、走向对话”的时代性德育走向是其课程内核。例如，《道德与法治》一年级上册第一单元《上学路上》，教材创设了“不同的上学路”“这样安全吗”“路上的温暖”“交通信号要知道”四个生活情境，使儿童在多元对话选择中树立交通规则意识，认识常见的交通标志和安全标志，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提升其公民素养。 　　二、课程标准（大纲）层面 　　品德课程与少先队活动课程分别于2011年及2015年更新了课程标准，明晰了学科的课程性质、课程目标、内容目标、实施建议等，提出了面向全体学生的基本要求。透过各自的课程标准，我们能够辨明两门课程的内在逻辑及主题内容，有利于更好地服务于课堂教学和学生成长。 　　1.课程内在逻辑的比较 　　少先队活动课整体上以“一明一暗”两条线索建构其内在结构，其逻辑是线性的。明线是“组织引领加活动带领”的组织方式，每个年级的课程内容都由“组织生活”和“主题活动”两大板块串联起来，以“理论辅以实践、实践增进理论”的方式构造课程脉络；暗线是儿童的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