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美国对外关系史.DOCVIP

Michael H. Hunt,〈意識型態〉(Ideology), Michael J. Hogan Thomas G. Paterson,《解釋美國對外關係史》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政大歷史博一 張凱達 說明：本摘錄稿將原文分三部分節譯，小標非原文所有。 一、意識型態運用於外交史研究的一般討論 意識型態受到外交史家相當的關懷，這是基於一項簡單而重要的假設：他們必須限制自己理解這個世界的複雜性，唯有如此，他們才能理解所處的環境，也才能藉此繼續在其間活動。政策制定，也需要以這種被簡化的明確性。決策者自童年以來的社會化經驗，是他們進行決策、通往「現實」(reality)的關鍵，無論他們是否自覺到這一點。 因此，無論好惡為何，外交史家經常和意識型態問題打交道。想對意識型態更深入了解的人，轉向就教於政治學者精於定義問題的文章。這些作品中列舉出哪些意識被特定的意識型態所用(有一個意識型態能列舉27種意識者)，並按不同意義予以排列。歷史學家發現這類論說，在他們對所關切者形成操作型定義時特別有效。原來了解意識型態作用的人，固然了解它是什麼及它的作用為何，原來傾向輕視觀念或認為其不相關者，在碰過具清楚解釋能力的定義後，可能會改變原來的看法。 眾多對意識型態的定義中，我偏好的是：「一組易於了解、能降低個別事件各具特性的複雜度、且能提出適當途徑以掌握現實世界的用語。」外交政策的意識型態，常是這一類的信念與價值，進而使理解國際關係與制定政策成為可能。這種廣義的定義，為想了解決策者如何看待全世界與自己國家地位的外交史家，提供了一種架構和意義。這種定義，就算尚無法證實確比其他定義正確，也至少提供了值得取用的可行性。 採用定義的重要性，在於立即改變了研究決策者時的參考框架。問題變成是「他們有什麼樣的意識型態，而非他們有無意識型態；意識型態如何形塑他們的意圖、政策與行為，而非意識型態有無造成差異。」意識型態訴求的基本前提是，決策者心中的基本理念為何(如人性、權力要素、國家任務)？經過多方涉獵，以傳記研究檢視個人心態和以擬人化技巧檢視集體心態，已成為非常有價值的途徑。特別當我們試圖找出團體之內、團體之間，甚或代際之間的共性或者分歧時，尋求定義的作法，提醒我們以更高的敏感度，看待既有外交文獻與個人文書中的用語，尤其像「漸進的變化」(progressive change)、「恐怖主義」、「自由世界」等這類關鍵字所蘊含的意義。尋求定義令我們更深入地檢視修辭，並擴展原來在符號或禮儀中並不彰顯，但代表不同內容與形式的意識型態。 關於文化體系的作品進一步擴大我們的視野。他們(用人類學家Glifford Geertz的話)告訴我們，意識型態起源於與文化相關的那些「社會地建立的架構與意義」。 既然意義係由不同的文化所創，意識型態就只能回到創造它們的文化中進行解譯。但是文化系統對於歷史學家而言，似乎太過不規則、雜亂甚至過於停滯。 新馬克思主義對因果與發展過程的洞見，有助於克服以上的限制。他們聚焦於與宰制階級相關的階級和霸權意識型態，具有一種使文化更容易被理解和分析的吸引力。他們對不同社會團體衝突的注意，在人類學家未關切處注入了活的因子，並警告大家不要把意識型態當作一個獨立單元或最終成品。新馬克主義者的研究，也顯示意識型態與特權和權力行使緊密相關。最後，他們提供關於意識與產出兩者關係的觀察面向，應是複雜和間接的，而不是簡單和直接的。相較於權力終繫於經濟體制的情形，精英的思想意識與經濟體制的關係，可能非常薄弱。 所謂的新文化史也有助於啟發我們，並警惕我們不要過度膚淺地理解意識型態。新文化史並非提出模型或典範，而是要提醒意識型態的研究，應注意語言和哲學的複雜性。此一研究取徑，要求學者了解語文和修辭的使用與局限，所代表的深層結構與含意，此一架構能幫助我們理解決策者對世界的所知與未知。沒有外交史家在知道新文化史關於知識和權力關係的語言分析、將閱讀置於文脈之中、透過對話賦予意義的創造之後，還能不改變其看待史料的態度。雖然新文化史有時表達的過於複雜，且使用含糊難懂的語言，但在複雜的意識型態概念中，仍屬重要的研究取向。 對意識型態的理解，無法脫離文化背景、權力關係及意義的創造、傳遞與解釋。一旦了解這點，就不應再視政策為自發性的。決策者腦袋裡的東西，與廣為人知的社會型態密不可分。透視國家政策的制定，可呈現出一系列關於意識型態的問題。決策者的意見主要來自社會公眾，還是小部分與外交事務利益相關的人？決策者怎樣產生其意識型態，社會大眾和權力結構與特權型態的關係如何？基本政策如何奠定？核心觀念如何建立，又如何隨著時間在原有脈絡上轉移？社會的變遷或危機，如何改動意識型態的形塑？ 這些問題，不管適用於特別的決策者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