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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的彰显与善的式微 　　[摘要]　《盲井》和《盲山》是旅德新锐导演李杨回国后的两部现实主义力作。关于李杨的这两部电影，国内的论者大多只探究其一。本文主要从作品的人文意蕴出发，着重从伦理学角度分析两部影片中所揭示出的人性的“善”“恶”问题。 　　[关键词] 善恶；李杨；人文意蕴；《盲井》；《盲山》 　　 　　2002年，43岁的旅德新锐导演李杨因其处女作《盲井》一举击败《英雄》捧回柏林电影节“银熊”奖而声名鹊起。时隔四年，李杨再次推出了他的第二部作品《盲山》，这部影片在片名与风格上都沿袭了《盲井》。优秀的电影必然蕴涵着丰厚的人文底蕴，正如阿贝尔?冈斯所言：“构成电影的不是画面，而是画面的灵魂。”人性的“善”与“恶”本是伦理学研究的主题，也是哲学上的一个永恒议题。这个议题同样贯穿在李杨迄今为止所拍的这两部电影的主题中，通过影像的直观表现，这个古老而永恒的议题带给观众的远不只是猎奇式的感官刺激，更多的是孙心灵的震撼与对人性的深层感悟。 　　 　　一、原始动物性的“恶” 　　 　　李建华在《罪恶论――道德价值的逆向研究》一书中把罪恶分成四种：“权欲型”“物欲型”“名欲型”“情欲型”。在《盲井》中，唐朝阳和宋金明之所以干谋财害命的勾当，归根结底是因为贫困，为了维持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在《盲山》中，依旧是贫困使得黄德贵一家讨不着媳妇，不得不靠“买妻”来延续香火。据此，可以判断《盲井》和《盲山》中的“恶”属于“物欲型罪恶”的范畴。“物欲型罪恶”是“一种只求物欲感官满足而置人生不朽于不顾的动物行径”，正如动物一样，为了维持生命和繁衍后代，《盲井》中的唐、宋二人，《盲山》中的黄德贵一家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恶行，因而可以把他们的“恶”归结为原始动物性的“恶”。 　　《盲井》中，唐、宋二人用残忍的手段谋财害命，为的只是满足自己动物性的欲望――满足自己的生存需要、寄钱回家维系一家老小的生活和通过嫖妓满足自己的生理需要。除了这些最低级的动物性欲望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更高层次的精神需求。如他们连花5块钱进录像厅看场录像都舍不得。但同样是两个以动物性活着的人，唐和宋也有所不同。唐朝阳的“恶”是彻底的“物欲型罪恶”，对于唐朝阳来说，钱就是一切――“谁挡我财路，我就收拾他。”反观宋金明，虽然也跟唐朝阳一起“弄钱”，但并非是“为了钱而去弄钱”，除了满足基本生活之外，他需要钱是为了供自己的儿子上大学，让他走出贫困。正是因为有了人生的目标，使得宋金明的人性变得复杂起来，在满足自己动物性欲望的同时他也感到愧疚和痛苦。如影片中在他们通过嫖妓满足自己生理需要的时候，不同于唐朝阳的心安理得，宋金明的心里充满愧疚和不安，以致不得不草草了事。一句“一百块钱给娃买点啥不好”道出了他心中的懊悔与迷惘。 　　《盲山》中，黄德贵一家并非恶人，但在这个贫困闭塞的山村里，动物性的欲望便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在基本的温饱得以满足以后，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就在于传宗接代。闭塞山村中重男轻女的传统思想以及一贫如洗的现况使得当地的女性资源匮乏，因而村里的很多男人都打着光棍，并且深以为耻。黄德贵在婚宴上跟村里男人们的赌咒正体现了这一点：“谁不喝，让他一辈子都打光棍，下辈子都打光棍。”对光棍的恐惧与传宗接代的欲望使得他们不得不选择花钱买妻。花七千块买一个媳妇，这对于这些受层层盘剥只能靠一点薄田艰难度日的农民来说是一笔庞大的支出，他们也为此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在电影里，无论农民养不养猪都要缴养猪费，医院里的医生不管病人死活先问交钱没。由此可见，大部分的农民都处于贫困状态中，而正是贫困磨灭了他们原本善良淳朴的人性，让他们在贫困痛楚中苟延残喘。 　　诚然，这些人作恶多端，理应受到人们唾弃，但却让人在愤恨之余不由得对他们产生一种同情，这种同情是对他们所处恶劣环境的无奈与无力感。当人们的基本生存需要得不到满足而被物质引诱不得不犯罪的时候，除了指责之外，我们更应有一种深层的怜悯与思考――当一个人连温饱问题都不能解决的时候，我们又能苛求他什么呢?正如《盲井》中唐朝阳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你来同情他们，谁又来同情你呢?” 　　 　　二、日趋式微的“善” 　　 　　在李杨的电影中，原始的“恶”被彰显到了极致。与此相对应，“善”也是导演想要表现的对象之一。不同于“恶”的极致渲染，李杨电影中的“善”表现出了两个特征：一是“善”始终处于弱势，二是“善”在日趋式微。 　　作为“善”的代言人，《盲井》中的元凤鸣与《盲山》中的白雪梅都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如任人宰割的羔羊一般。元凤鸣是以一个辍学的少年打工仔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的，他无依无靠又急需赚钱，很自然地成了唐、宋一伙的“猎物”。然而，对于自已的危险处境，单纯善良的元凤鸣一无所知，天真地以为碰见了好人，甚至买鸡去孝敬两个想要取他性命的人。因而，从一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