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经典《苦菜花》历时性传播意义解读.docVIP

红色经典《苦菜花》历时性传播意义解读 　　[摘要]以当代性的视角解读过去的历史是“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共同特征，这种做法在学界、业界和观众中间都存在许多看法和争议。《苦菜花》作品主题宏大，场景浩繁，具有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以至于后来被改编为电影，乃至今天热播的电视剧。从小说版，到电影版，再到电视版，其历史性传播意义，必须通过题材选择、表现手法和主题挖掘三方面分析红色经典改编剧的利弊得失，从而为红色经典的改编提供参考。 　　[关键词]红色经典；历史与现实；内容与形式；视角与结论 　　 　　一、《苦菜花》不同版本内容取舍特点――“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意大利伟大的哲学家和美学家克罗齐曾经如此告诫我们：“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作家重新书写历史时，只不过是要借历史来表述当代的精神与情绪。《苦菜花》的不同版本产生于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在对“母亲”这一形象的塑造上也着重选择了不同内容来表现主人公的精神风貌和现实性格特征。尽管围绕母亲所发生的事件都是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昆嵛山区我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史实，但在主体内容选择与细节设计上小说、电影和电视剧出于不同的主题表现需要存在着极大的差异。 　　小说版《苦菜花》以抗日战争时期山东昆嵛山区我抗日军民对敌伪斗争的宏伟时空为背景，以史诗般的笔调勾勒了抗战军民对敌斗争的英雄事迹和母亲――这一深深植根于中华沃土，在对敌斗争中逐渐成长为革命斗士，从而孕育革命、推动革命的伟大形象。在塑造母亲伟大形象的同时，使得作为革命对立面的日本侵略者，及其附庸敌特汉奸形象猥琐。小说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在控诉侵略者残忍狡诈的同时，更加肯定了人民群众中蕴藏的伟大力量，用事实证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这一永恒的主题。 　　小说以王官庄农民暴动、鬼子的三次扫荡，以及抗日军民攻取道水城为主线，从宏观上层现了抗日军民对敌斗争的宏伟场景。通过细节描写，突出了日伪敌人的残忍狡诈本性和人民群众的纯朴善良品质。敌人的残忍表现在作为地主阶级代理人的王唯一对纯朴农民冯仁善一家的迫害，日本鬼子对抗日军民的无情屠戮与非人侮辱。鬼子们在王官庄烧杀淫掠，剥光我八路军女干部赵星梅当众侮辱并残忍杀害。敌特汉奸对抗日军民的迫害与前者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表现在日伪特务王柬芝几次为鬼子报信致使副村长七子夫妇和陈政委被害，王官庄多次遭到敌人洗劫，以及宫少尼对冯娟子的垂涎与偷袭和王柬芝杀害萍莉(即电视剧中的杏莉)。小说在控诉敌人残暴的同时，着力表现我抗日军民不畏强暴的斗争精神，面对强敌英勇斗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赵星梅面对鬼子的屠刀高呼：“敌人可以污辱我的肉体，但却不能屈服我的灵魂”，最后高唱国际歌慷慨赴死；母亲遭受酷刑，几次昏死，甚至面对敌人对最小的女儿――嫂子的迫害，最终也没有泄露兵王厂的秘密。从而揭示了革命虽历经艰难却可获得最后胜利的必然性，以及敌人极尽残暴却难逃灭亡的历史宿命。 　　小说在宏观铺陈的同时，还通过一些小的场景、情节的描写来揭示革命必胜的根源。被八路军收编的柳八爷为整肃军纪刀劈犯有强奸罪的马排长；纪铁功为了保护战友甘愿牺牲自己；素不相识的群众为了保护德强、萍莉免遭敌人的伤害冒险将他们认作儿子儿媳；母亲因为老起与花子的自由恋爱不惜与村干部闹翻。这些无不说明支撑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不光有与敌人直接对阵的战士，更有深蕴于普通民众心间的纯朴道德力量和精神光辉在支撑和孕育着一代代不屈不挠的斗士同凶恶的敌人进行最彻底的斗争，敌人失道寡助，人民得道多助，这才是我抗日军民虽面对强敌，却能以弱胜强的真正力量所在。 　　小说最终完稿于1957―1959年间，其时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突飞猛进时期，也是“左”倾思潮开始泛滥时期。作品主题宏大，场景浩繁，将敌我双方的斗争描写得无比激烈而残酷，最终以我抗日军民以巨大的牺牲换取巨大的胜利而结束。作品充满一种承认困难、认识困难，并勇于战胜困难的大无畏的革命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其中既有战场上的血与火的拼杀，也有乡野田间的旖旎风景，更有闺阁床幔间的浪漫情事。这使得作品既具有抗战烽火史诗的伟岸，也如一恬淡雅致的风景画，其中的某些生活化的描写甚至使其在“文革”期间作为所谓“毒草”而备受批判。也许正是这些个“亦庄亦谐”使得作品具有跨越时空的恒久魅力，以至于后来被改编为电影，乃至今天热播的电视剧。 　　电影《苦菜花》完成于“文革”酝酿前期的1965年，当时社会“左”倾思潮几近极端。在此时产生的电影版《苦菜花》主观服务于当时的阶级斗争路线宣传，母亲成为因仇恨而奋起的革命化身，与之相对立的王唯一、王竹则被简化为丑恶、凶残的符号。母亲对敌人的阶级本质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财主总是财主，和咱们(受苦人)不一条心的，关于这一点，作为当时电影编剧的冯德英在接受采访时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