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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经典的经典性 　　［摘要］本文根据红色经典的官方界定和学界关于“经典性”的一般共识，说明红色经典具有那个时代的独创性、审美性和艺术典范性，反映着当时的主流精神，客观地形成了“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经典地位这一历史事实。内涵的丰富性和解释的无限性是文艺作品的共性而非经典的特性，红色经典的历史地位使之具有时空跨越性。政治权威有助其经典性。命题之作与集体创作不影响文艺的独创性。红色经典不仅是历史地形成的，学理上也可以成立。 　　［关键词］红色经典;经典性 　　 　　“红色经典”的改编与新创热是商业化时代一道独特的风景。而有关红色经典的探讨和争议也方兴未艾，其中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红色经典是否经典，其经典性何在。 　　2004年5月25，日国家广电总局发出的《关于“红色经典”改编电视剧审查管理的通知》界定红色经典为：“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的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名著”，这里，“曾在全国引起较大反响”可谓“经典性”的标志，而“革命历史题材”这一红色因素对“经典性”也有一种加强作用，因为官方的认定和推崇历来就是经典形成的重要因素。 　　不过，按照学界关于经典性（使经典成其为经典的基本属性）的一般论述，文学经典应该处于审美典范或艺术准则的地位，有着内涵的丰富性、实质上的创造性、时空的跨越性和无限的阐释性。而红色经典是否具有这些基本属性呢？以下逐一论之。 　　 　　一、红色经典的审美典范性 　　 　　红色经典的典范与准则地位，首先就是革命历史题材决定的。这是那个时代官方推崇的题材，也是一切胜利者，包括大多数从革命成功中受益的国民所乐于阅读、从中获取喜悦和幸福的“故事”。 红色经典就是这类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既是思想情感上的典范，也是艺术形式的准则。当时少数失去既得利益的人不愿意阅读，或者今天那些觉得无关痛痒而不感兴趣的人，都不能否定这类题材在当时的特殊审美意味，也不能否定这类题材作品中的佼佼者具有典范和准则的地位。 　　有的学者认为，红色经典在内容和形式上有着很大程度的时代局限，比如说不重亲情、爱情只重革命感情、阶级感情；写作方式上过于追求符合生活之实和历史之真，所以缺乏审美性，不堪为艺术典范。 　　对此，我们首先应该指出，经典与“最好”并不是同义词，尤其不是在任何方面而可能只在某些方面具有典范性。其次，审美心理和趣味既有历史传承性，也会因时而变，既有共同性，也会因人而异。趣味无可争辩，难以论长短优劣。 　　红色经典内容上表现胜利者的喜悦、对不平凡岁月的追溯、对英雄烈士的讴歌、对新时代精神的呼唤和新人物的赞颂、对新生活的珍惜和对美好未来的憧憬等等，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主要风貌和精神；形式上继承《诗经》以来的写实传统，和古典小说的种种叙事手法，有时不乏古代叙事文学中常见的诙谐、传奇和戏剧性，雅俗共赏，符合当时大多数读者和观众的审美趣味，这种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形式既是传统的文学经典模式，又符合“讲话”精神，确实是当时的典范和准则。而且，官方的推崇使得这类题材成为当时的主流，而读者的趣味在此大环境下得以培养，所以当时人喜欢这类题材，其中最受欢迎的一批作品便成为经典。红色经典自有其时代的不足，但是古今中外的名剧和名著何曾不存在种种不足？我们不能以偏概全，不能以现代趣味尤其是个人趣味来否定它。不要用现代性来否定红色经典，红色经典首先是为那个时代写作。 　　 　　二、官方权威有助无损红色经典的时空跨越性 　　 　　有不少人觉得，红色经典是政治与学术权威认定的，即使有些作品在当时拥有大量读者，也是因为那时适应政治要求的文艺体制决定了只有这类作品的产生和发行。所以，人们有理由对红色经典是否具有时空跨越性发出疑问。 　　我们认为这并不是个问题。刘象愚指出“具有经典或大师地位的学者或批评家的读解与评价在经典的形成中起决定作用”，历史上，这些学者或批评家往往代表着官方权威，或者借重了政治力量。那些对政治权威保持批判的边缘知识分子，往往只是对经典有新的解释，并不会消解经典的地位。大多数读者的喜好和褒扬慢慢汇集到少数作品那里，这也是经典形成的一种方式，它和官方推崇是相辅相成的，大众在多数时候和主流思想一致。官方权威的作用总是最大的，如果说官方思想权威本身有局限性，那么只是需要后世对经典重新理解与解释。 　　贺拉斯说作品优劣要靠时间的考验和众人的评判，我们无法用无限的时间来判定一部作品是否是永恒的经典，但一般来说，一部作品赢得了当世就赢得了后世。如果有人认为红色经典不具有时空的跨越性，我想，这其实是在说红色经典的作者和当世的解释者思想情感比较狭隘。而这并不影响后世解释视野的拓展。 　　空间跨越性问题我们可以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来解释，这个不须多论。在很大程度上，一部文艺作品不是因为被广泛阅读而成为经典，而是因为它是经典而被广泛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