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张艺谋早期电影的女性意识.docVIP

解析张艺谋早期电影的女性意识 　　[摘 要] 中国人从《红高粱》开始认识张艺谋,西方人从《红高粱》开始认可并关注中国电影。张艺谋电影无论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思想意蕴的开掘,还是电影语言的创造、电影美学风格的探索等方面,都有着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在张艺谋的艺术殿堂里男性被轰下了台,逐渐从中心走向边缘,女性则成为艺术殿堂的守护神,渐次由边缘向中心跃进。张艺谋善于将女性与时代、民族文化紧密结合,在红色的悲剧中,展示女性形象的时代特征和女性形象的深刻社会意义。女性意识和女性情结是张艺谋电影世界中独特的景观。 　　[关键词] 张艺谋;女性意识;男性衬托 　　 　　作为中国第五代电影导演的领军人物,张艺谋在中国电影史上占据着很高的席位。中国人从《红高粱》开始认识张艺谋,西方人从《红高粱》开始认可并关注中国电影。张艺谋电影无论在创作题材的选择、思想意蕴的开掘还是电影语言的创造、电影美学风格的探索等方面,都以其鲜明的艺术特色和创作个性,带给观众强烈的心灵震撼和审美愉悦。从1987年《红高粱》面世到1998年《我的父亲母亲》出现,张艺谋在短短的10年间塑造了众多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女性意识和女性情结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又是张艺谋电影世界中独特的景观。以《红高粱》《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秋菊打官司》《我的父亲母亲》《一个都不能少》为代表的系列影片中,女性不仅是引发影片叙事的主要驱动力,而且被置放在主体的中心位置。这些别具个性又具共性的女性形象正是张艺谋影片中极富光彩的部分,张艺谋在反思传统文化过程中对这些女性的命运给予了特殊的关注。 　　一、别样的色彩美学运用 　　谈中国电影绕不开张艺谋的名字,而谈张艺谋的电影很难绕开他对色彩的关注。摄影师出身的张艺谋对色彩有着特殊的敏感,他惯于将自己的电影用色块表现出来。张艺谋曾坦言:“影片中的红色是我最为喜欢的。”具有典型东方色彩与中国风格的红色的运用是张艺谋影片的特色之一,然而在影片中他却一反红色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喜庆、吉祥和幸福的象征意义,反而赋予红色凄凉、神秘、反抗、血腥的新意。他以吉祥的红色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个人间悲剧,人物的悲情在一片红色中展开,又在一片红色中落幕。 　　《红高粱》《大红灯笼高高挂》《菊豆》《秋菊打官司》等影片都以红色作为影片的基调色,甚至片名都用鲜红的字迹打出,而且以诸多红色字眼――红高粱、红轿子、红嫁衣、红高粱酒、红色染布、红色染池、大红灯笼、红红的辣椒等具象元素,作为象征出现在影片中,强烈地凸显导演的个性风格。在《红高粱》中,红高粱、红高粱地、红高粱酒这三个具体物象反复出现,创造和生成了一个生命体的象征形式,映照着“我奶奶”九儿的旺盛生命力和喷涌而出的勃勃生机与欲望。九儿被红红的轿子抬到十八里坡,火红的轿子、红红的嫁衣、无不体现着喜庆和吉祥,但九儿充满抗争与不平的哭声在十八里坡的野高粱地里回荡,火红的高粱地丝毫没有给人以喜庆与祥和,相反却给人以神秘和恐怖、反抗和凄凉。那一望无际的青纱口的红高粱地,那野性弥漫的红色无不向我们张扬着自然和生命,狂野舞动着的红高粱无不暗示着生命、爱情和欲望。 　　在《秋菊打官司》中,一串串红辣椒成为秋菊执拗、倔强的性格写照。从到县上告状开始,满车的红辣椒便伴着穿着红棉袄的秋菊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在崎岖颠簸的山路上。影片从故事到纪实,从唯美到朴实,红色的辣椒便有一种寓意在里面。那红色不是《红高粱》里的狂野,不是《菊豆》里的乱伦,而是秋菊倔强、耿直的人物性格的物化,那红色又是“法制像红色的辣椒一样难以接近”的社会现实的物化,是“保守的思想意识难以改变”的传统思想的物化。 　　《菊豆》中高高挂起的红色染布贯穿电影的始终,绝望的菊豆对着天青哭诉时扯着红色布匹的一角,天青对着菊豆的美色发呆时,长长的红色染布簌簌而落,天青趁天白不在的时候把集市上买来的红色头巾戴在菊豆的头上,鲜亮的红色瞬间从黑灰色的画面中跳跃而出,两人沉浸在短暂的快乐之中。片尾的红色火焰则是所有绝望的汇集,杨家的大染坊也在红红的火蛇吞噬下顿时化为灰烬。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当火红的灯笼一个个被挂起,张艺谋在乔家大院又为我们讲述了一个红色的故事。陈家大院里的大红灯笼以及灰色的高墙是整个电影故事的主线,红灯笼让人想到古时的风月场所,而灰色的高墙则象征着幽闭和囚禁。姨太太们的喜怒哀乐似乎都依赖于那些符号性的红色的灯笼,点灯灭灯之间,恩怨情仇、人间悲喜尽在其中。 　　综观张艺谋早期电影,色彩已不仅仅是为了形成一种风格,更多时候有它自身的含义更有导演的思想意蕴。将生命与死亡两种相反的意味融于“红色”之中,在热烈的气氛中又透视出悲壮或悲哀的结局,这正是张艺谋电影意味深长的地方。张艺谋无愧于是一个善于用色彩表达深层含义的导演,更是一个会用色彩说话的导演。 　　二、红色女人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