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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故城出土战国带钩浅析 　　带钩是古代扣接束腰革带的用具，始于春秋，流行于战国至汉，在古籍中还有犀毗、鲜比、师比、胥纰、犀比等名称。带钩除了主要用于钩系束腰革带之外，还有佩钩。佩钩可用于佩器（剑、刀、削、弩机等）、佩物（铜印、铜镜、钱币等）、佩饰（珠玉等饰品）等，形体较小，钩折较长。一般革带钩、佩物钩多为男性所用，佩饰钩则可能多供女性用。 　　带钩的使用方法有单钩法、并钩法、环钩法等。部分带钩用于钩系革带，就古墓发掘看，一般横置在死者腰腹部。但有的不直接穿钩在革带上，而是在革带一端先置一环，钩首挂在环上，钩环有铜、玉、骨、玛瑙等几种。河南汲县山彪镇6号战国墓带钩与玉环同出，洛阳烧沟战国墓有一骨架腰部的钩与环相接，安阳大司空村131号战国墓墓主腰部附近铜带钩压在一环上。由此可知，这些带钩与共存的各种套环是配合使用的，此法即为“环钩法”。佩钩的形式有多种多样，佩器钩有的直接用于钩器，有的则用环钩法钩器。佩物钩一般是挂囊盛物，佩饰钩大多采用以环挂钩的形式。 　　目前考古发现的带钩大体可分为两类：一为中国古代的带钩，一为流行于黑海北岸到西伯利亚的斯基泰――西伯利亚式带钩。前者流行于春秋时代至南北朝时期，器形以钩钮连体为特征，作微屈的长条形或琵琶形，一端曲首，钩身背面有圆钮；钩首大多作各种动物形，钩身饰云纹、涡纹等，有的错金银，有的贴金，有的镶嵌绿松石；长短大小不一，大的长近半米，小的仅2厘米，一般10厘米左右。后者钩体饰动物纹，钩背有钮柱而无钮，钩首弯向钩背与钮柱同在一侧。 　　战国秦汉时期，带钩的使用很普遍，形制也日趋精巧，有竹节形、琵琶形、棒形、鱼鸟形、兽形等，其材质包括金、银、铜、铁、玉、玛瑙各类。带钩既是服具又有装饰意义，因此贵族们所用带钩的工艺特别考究，有些铜、铁带钩是用包金、鎏金、错金银、嵌玉、嵌琉璃或绿松石等方法加工的，品种繁多，制作大多精致轻巧，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 　　考古发现证实，春秋中、晚期在齐、燕、楚、秦等国带钩已开始出现。山东、河南、湖南、陕西、北京及辽宁等地春秋至战国早中期墓中都有铜带钩或金、玉带钩出土。洛阳金村战国末期周墓出土嵌玉金带钩3件，金带钩作怪兽形，嵌玉透雕虺龙纹，世所罕见。河南辉县固围村战国中期魏国王族墓出土包金镶玉银带钩，长18.4厘米，鸭头形玉钩首，钩身浮雕有兽首、夔龙、鹦鹉，嵌玉块和料珠，无钮，制作精美。湖北随县战国初期曾侯乙墓出土金带钩，江苏涟水三里墩西汉墓出土的两件战国时期的金带钩，均采用立雕、浅浮雕、阳刻、镶嵌等多种技法制成，富有立体感，是金带钩中的精品。陕西凤翔高庄10号春秋秦墓出土1件金带钩，山东临淄郎家庄1号齐墓出土铜带钩64枚、金带钩2枚、银带钩8枚，钩身均形体细小，光素，钩首作马首形或鸭头形，同属春秋晚期，是中国目前已知的时代最早的金银带钩。此外河北平山中山王墓亦出土嵌金银带钩。江陵望山楚墓出土的金错凤纹铁带钩，长达46厘米，如此之大的带钩较为罕见。北方游牧民族地区使用带钩晚于春秋晚期，目前已知最早之例是出土于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中，证明带钩是中原华夏族创制的。山东、浙江、湖北等地出土的金银带钩，一般均采用范铸法制成。 　　在战国早中期的山东曲阜鲁故城墓中出土了近十件带钩，质地有银、铜、玉、铁等，制作工艺有鎏金、错金银、贴金和镶嵌等，堪称佳品。现择其精者简介如下： 　　 　　兽面纹玉带钩（图1） 战国中期58号墓出土，同时出土的有玉璜、玉环等。长8.3厘米，宽6.8厘米。器呈铲形，黄玉质。钩首雕作兽头，兽耳直立，头顶中央雕饰突起的鬃毛（以阴线刻划“V”形细线纹），双目瞪视，兽首面部刻划细致。钩身正面上部饰三组对称的卷云纹，中部浅浮雕饰兽面纹，周围阴线浅刻变形兽面纹。钩身镂雕勾卷云角。带钩背面有圆形玉钮，钮面阴线刻卷云纹，钩身阴线刻饰四组连续的圆首尖勾云纹。玉质莹润纯净，纹饰精细，制作精美。 　　兽头银带钩（图2） 战国早期52号墓出土，同时出土的有残玉璧、铜弩机、夔龙玉饰、嵌金银铜带钩等。根据出土位置和共存器物判断，此带钩是佩器钩。器作琵琶形，钩首作兽头形，器身弧形拱起，侧视呈S形，尾端雕饰卷角兽面纹。两道细凸棱使钩身正面呈瓦状内凹，背面一圆钮，长15.9厘米，宽2.5厘米。 　　 　　镶金猿形银带钩（图3） 战国早期3号墓椁室北面中部出土，同时出土了玉环、牙梳、铜镜、玉马、玉带钩、镶嵌绿松石银带钩等。器作猿形，呈攀援跃进状，猿身微拱。背面有一钉状圆钮。此带钩有两个钩首（上肢两爪弯曲作钩状，即钩首），可能是将带钩的系带和佩物的功能合二为一。猿身贴金，两目嵌蓝料珠，炯炯有神，姿态生动。通长16.7厘米，臂长7厘米。 　　战国时期的异形带钩除了猿形外，还有龙虎形、牛形、人形等，不仅质料名贵，而且工艺水平也十分高。这些异形带钩和金带钩一样，不仅是主人炫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