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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安文人的生命观 　　[摘要]建安文人从效忠天子和建功立业于朝廷的醉梦中惊醒，已经开始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力求从整体上调和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并对个体的人格作出重新的解释。他们感伤生命短暂并及时行乐；蔑视礼教，通脱放达，致力于军国大事和文章写作，以求建立金石之功或成一家之言，从而实现个体生命的永恒价值。这三个方面是建安文人的生命活动的展现，也体现了建安文人的生命状态和个体生命观。 　　[关键词]建安；文人；生命观 　　 　　文学创作是作家的生命活动过程，文学创作的每一个环节如作家的生命体验、文学创作的生命动力、作家自身的生命状态等都与作家的生命活动息息相关。 　　从汉初到建安时期，文人群体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文人对政权、对儒家正统思想的疏离。汉代儒学独尊，同时汉朝统治者又相应的建立起“察举”和“征群”相结合的用人制度，这既强化了社会群体的统一性，也强化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一致性，为广大文人提供了得以安身立命的人生家园。但到了东汉末年，长期动乱使得两汉大一统的社会基本解体，思想统治随之松动，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文士夹于其中，他们曾试图重振朝纲，以生命捍卫正义和理想，实现自身人生价值，但他们每试每败，文士们痛定思痛，终于从效忠天子和建功立业于朝廷的醉梦中惊醒，已经开始思考个体生命的价值，力求从整体上调和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并对个体的人格作出重新的解释。文士们开始淡化儒家积极人世意识，更多的是关注自己的生命生活处境，人的发展获得了空前的自由，并形成了相对应的生命观。 　　 　　一、感伤生命短暂并及时行乐，展示生命风采 　　 　　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时代，战乱、饥荒、瘟疫、自然灾害时刻危及着人的生命。无序的社会、残酷的战争伴随着各种自然灾害，使人们常常感慨生命短促，人生无常。“存者忽复过，亡没身自衰。人生处一世，去若朝露唏。”建安二十二年，这一年的瘟疫，建安七子中的许多人都难逃此劫。连这些已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文士的生命都如此朝不保夕，其他芸芸众生更可想而知。这种生存状况促使人们思考着生命的价值与社会的前途。人生苦短已经形成一种共识。人的生命长度有如沧海一粟，这是人们无法改变的事实，但如何在这短暂的一瞬间活得更有意义和价值呢，建安文士们在思考着。首先他们意识到的便是以及时行乐的方式弥补这个缺憾。他们或饮酒，或服食，有的干脆走向纵欲，还对自己的行为振振有词。 　　饮酒是建安文人的生活的一部分。例如：建安七子中的孔融，差不多因为酒而送了命。曹植《箜篌引》云：“置酒高殿上，亲友从我游，……乐饮过三爵，缓带倾庶羞，主称千金寿，宾奉万年酬。”曹植的“饮酒不节”后也成为曹操没有立他为太子的原因之一。其实，曹操本人也是饮酒的，曹操《短歌行》言：“何以解忧，唯有杜康”。其实建安文人饮酒只是一种对时光飘忽和人生无常的感觉反应，是一种享乐和麻醉，使人暂时忘却这生的烦恼，表达对生死问题的一种超越。 　　其次是服食。服食之风的兴盛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对于生命的强烈的留恋而希望通过人为的办法来求得对生命的有限延长。建安文人有重视仪容的现象，他们薰衣剃面，涂朱施粉。如《魏志?王粲传》注引《魏略》：“植初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与谈。时天暑热。植因呼常从取水自澡讫，傅粉。遂科头拍袒，胡舞五椎锻，跳丸击剑，诵排忧小说数千言讫。”曹操《气出倡》写向神仙求取仙药：“神仙之道，出窈入冥，常当专之，心恬澹无所惕欲，闭门坐自守，天与朝气……上到天之门，来赐神之药，跪受之敬神齐，当如此道自来。”建安文人们渴望耳目聪明、颜色和悦，渴望长生，所以他们非服食不可。 　　其他如纵情好色、贪财等行为都是出于同一背景，同一旨趣。他们这种以及时行乐的行为作为超越的方式，既是最为粗浅的，又是直接触及生命本质的，他们认为勇于表露真情，追求享乐是他们体任自然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二、蔑视礼教，通脱放达，重视自我，显示个体生命 　　 　　汉末曹操明确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制度，取代了儒家“唯德是用”的传统原则。这一重大举措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标准丧失了普遍的约束力，整个社会思想也从儒家独尊变为多元并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道家思想对文人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中最重要方面之一便是对他们行为性格的影响。道家学说的一个基本原则是反对以社会规范束缚人的自然本性，老庄主张绝圣弃智，绝仁弃义，这种主张必然导致蔑视和否定一切正统的思想，道德以及行为规范。这个基本原则正好和建安文士的思想相契合，并给予建安文士以精神上的抚慰和心灵上的洗涤。这种思想使他们形成了率性认真，无所拘束的人生态度，在日常行为中便表现为，他们蔑视礼教，行为超常，性格通脱放达。例如三曹父子，他们都是以通脱放达著称的人物，在他们周围聚集大批文士，对当时的士风产生了重大影响。曹操少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