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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留学经历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摘要：文学的发展从根本上来讲离不开经济的发展，但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它的发展也受一些不确定的外因影响。本文主要从理论上的倡导与创作的实绩两方面来论证具有留学经历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所起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留学生；留学经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G648；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0－031－02 　　作者：周永平，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06级硕士研究生；湖南，长沙，410081 　　 　　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除了文学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的发展息息相关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大量的留学生对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起着重大的推进作用。留学生于中国文学的发展犹如一种催化剂，使现代文学在中国生根，发芽并迅速发展。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与现代化紧密相连。现代化“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全球性的大转变过程，它使工业主义渗透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各个领域，引起深刻的相应变化。”随着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近代社会就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历程，并一起延伸到现代。而从整体上看，中国虽然有了一些现代化的工业，有了商业化的大都市，如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就有了“东方巴黎”之称，超过了同时代的东京，香港等城市。但中国整个社会还是一个以农村宗法制为主的乡土中国，所以当时中国现代社会的现代性是脆弱的。但我们又可惊奇地看到，此时的中国文学，从一出现现代转型后就超速发展，以至于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几乎与世界文学并轨了。究其原因，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一批批具有留学经历的文人学者在异域的精神苦旅，推动着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使现代中国文坛成为世界文学里一颗璀璨的明珠。 　　有人统计，“现代文学300余作家中，具有留学背景的作家，就有150余位，几乎占了一半。”正是这些留学生具有“开创意识”、“建设意识”、“开放意识”，开启了现代中国文学的繁荣局面。 　　中国传统文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要使其在内容与形式上向现代转型，与开拓者的破除一切的勇气与超前的才识分不开的。而要完成这一转型，靠国内的文人学者是办不到的，近代黄遵宪提出的“诗界革命”，梁启超，谭嗣同提出包括“新文体”、“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以及“白话文运动”等许多文学改良主张，几乎成效不大，更没有促使文学的现代转型。而随着一批批留学生负笈异国，从异国取得火种，现代文学革命才得以形成燎原之势。正如胡适在其著名《非留学篇》中称：“新旧二文明之相隔，乃如汪洋大海，渺不可渡。留学者，过渡之舟楫也，留学生者，篙师也，舵工也。乘风而来，张帆而渡，及于彼岸，乃采三山神药，乞医国之金丹，然而扬帆而归，载宝而返。其责任所在，将令携来甘露，遍洒神州，海外灵芝，遍载祖国。以他人之所长，补我所不足。庶令吾国古文明，得新生机而益发扬张大，为神州造一新旧泯合之新文明。”他们是文学革命的先驱者，正如郑春所言，他们“身居异国，诸多刺激，常生改变之志；步入新境，易被感染，易得风气之先”。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立足在西文明深厚的沃土上，“对西文化精神不再是抽象的理解，而是建立在直接生活体验基础上的一种升华”。这一点尤为重要，只要身居国内，即使才如梁启超，勇如谭嗣同在当时条件下对文学革命的呼喊也只不过是观念上的提倡罢了。即不可能有高深的理论，更不会有创作的实绩。这一认识想必梁启超先生戊戌变法流亡国外后一定是深有感触的。恩格斯曾经指出，意识形态领域内发生的种种新变革，新学说，“虽然它的根源深藏在经济的事实中”却又往往以“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旧意识形态的超前性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作为先驱者的中国留学生凭着留学经历所具有瞻前性，他们却能在经济相对落后的现代中国实现文化的现代转型，并在短短的十几年间，中国文学几乎比肩世界文学之林。我们考察这一时期文学界知名人士，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李金发、徐志摩、郭沫若、郁达夫、冰心、老舍等。他们都有留学欧美或日本的经历。 　　以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作作为肇始，开启了文学革命的序幕，留学海外的陈独秀、胡适是这一运动的旗帜。他们倡导的语言革命。实则又是一场思维革命，以清晰、精确的白话取代言约义丰的文言，其实质乃是以精确性，严密性为特征的近代思维方式取代带有模糊性特点的传统运思方式。这种取代既是文学语言的重建，也是思维的重建”，从而使中国人开始以现代人的思维方式来看待世界的一切，这实则是一种重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样，文学开始以新的形式一洗以往僵化，矫揉造作的局面。接着，在文艺理论上，又是这些留学生从异域“采三山之神药”形成自己的文艺主张，为新文学张旗呐喊。胡适1917年1月发表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