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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家治理能力的社会建构 　　〔摘要〕不同于传统的国家管理，国家治理理念主张国家建构与社会发展的统一与融合，力图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模式转型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建构主义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在国家治理的社会建构过程中，既要通过国家治理价值、结构以及程序的整体推进而寻求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又要超越社会建构本身在制度规范供给与克服市场失灵上的不足，而发挥国家在宏观引导、顶层设计、制度供给以及政策规范等方面的必要作用。 　　〔关键词〕国家治理；社会建构；多元协同；制度规范 　　〔中图分类号〕D03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4769（2017）06-0001-06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与社会和谐稳定长效机制研究”（14JZD029）；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社会治理协同创新中心、江苏高校优势学科建设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张振波，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研究员； 　　金太军，南京审计大学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江苏南京211815。 　　一、国家治理能力的建构主义取向 　　自从“国家治理”进入中国顶层设计的政策文本，其无论是作为一个治道逻辑的阐释学概念，还是作为一种治国理政的模式选择，都标志着我国进入国家建构、社会建设以及国家与社会关系重构的新的历史阶段。在新阶段中，以国家对社会的管控或疏离为核心逻辑的公共行政模式，都无法适应高度复杂和不确定的现代社会，故而国家治理能力将实现“国家自身制度体系的完善与成熟”与“经济与社会现代化的全面发展”的统一与融合〔1〕，并在社会建设整体推进、社会发展共担共享的过程中实现国家治理能力的切实提升。〔2〕因此可以说，当前时期的国家治理呈现出建构主义的内在取向，而国家治理能力提升也相应地需要以社会建构与社会治理为基本实现路径。 　　以国家对社会的管控或疏离为核心逻辑的公共行政模式，是建立在功能主义与解释主义的二元认识论基础之上的。功能主义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而兴起，并作为“找回国家自主性”与“质疑国家超理性”〔3〕之间的一种折衷方案或中立价值而得到广泛应用。功能主义假定人都是具有自然理性和利己取向因而是被动的和反应式的，通过科学管理方法和制度规则的应用，就能得到整齐划一的行为取向和预想建构的社会现实，因而其关注点在于行政单位间机构、结构和功能的协调性。在此指导下，技术、理性以及科层体制主导了传统行政原则及其组织方式，组织被看作为“一个自治的个体为达到经济收益而在一起工作的集合，角色和任务被分配下去，以确保个体满足组织的目标要求。个体被假定为了达到组织的要求而需牺牲他们的自治，自我也被还原成组织结构中的个人角色”。〔4〕相对地，解释主义则假定人是积极的、有目的的、有创造性的主体，因此解释主义者主张从社会环境中行动者的立场和视野出发，在行动参与者而不是行动观察者的框架内寻求对制度施行和政策创制的解释与认同。例如形式上强调“主体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治理”话语，就是解释主义的一个概念建构。然而，治理在学界中甚嚣尘上的表象却难掩其仅能作为一种理性化想象的本质，因为治理在脱离了国家的制度、组织、资源以及意识形态的供给之后常常陷于低效甚至无效的困境之中。〔5〕故而，尽管解释主义因其“通常朝向或应用于有主观意图的客体”而被看作是更具有“实践性”的途径〔6〕，但其与功能主义一样都被视为是一种单维度、僵化封闭的行政理论，它们要么关注制度结构要么聚焦主观个体，而未提供一幅描绘全部公共行政模式的完整图景。 　　建构主义融合了批判性反思和后现代思想在辨证思考、沟通对话、差异包容以及分权自治上的观点，而主张在自我治理、参与民主、公共协商、多元协同等方面有更多的建树。从理论范式上来说，国家治理的顶层设计及其社会深耕，体现了公共行政从功能主义、解释主义向建构主义转变的系统过程，这突出体现在其内含的“国家”与“治理”的二维?傩陨希核?虽然仍然以公共秩序和政治合法性的维护为要旨和目标，但其要求政策议程和治理实践中的多元参与和弹性化，并以包含了微观规则和宏观制度的国家治理体系对这一多元共治过程予以确认和保障，从而推动公共性的合理扩散和公共利益的切实增进，并最终实现动态韧性的公共秩序和基于治理过程的政治合法性。因此，在国家治理的话语范式中，国家与社会不再是相互对立、各自划界的独立实体，而应是交织的、互构的、具有合目的性的、作为整体的两个方面的。因而，在这里，如何突破国家与社会的叙事逻辑的不相符（宏大的与日常的）、指涉主体的不一致（整体的与个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