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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长沙窑 　　长沙窑产品究竟是陶还是瓷 　　 　　陈万里、冯先铭先生在《故宫博物院院刊》曾提到：“长沙窑的绝大部分产品实际上是一种瓷化程度不高的半陶半瓷制品，严格地说是一种‘炻器’。”这段话是在分析了1983年从窑址发掘的长沙窑器物胎质后得出的结论。 　　长沙窑课题组编写《长沙窑》一书介绍，长沙窑制品烧成温度约在1150～1200℃之间，相比越窑、定窑等窑口制品，烧成温度有所不及，所以长沙窑是“半陶半瓷制品”。瓷器的定义是：“瓷器用瓷石或高岭土做坯，在1200℃左右的高温中烧成，坯体烧结坚硬，坚固耐用。”其实唐代的陶瓷如胜梅亭窑、巩县窑的烧成温度都没有超过1200℃，而且后世的宋汝窑、宋定窑、宋钧窑、宋越窑、宋官窑的烧成温度很少超过1200℃，只有到了明清时期，瓷器的烧成温度才普遍上了1200℃。因此将长沙窑判定为瓷窑是符合客观事实的，把长沙窑制品称为“炻器”，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厚彼薄此了。 　　唐代长沙窑的窑主进行产品检验时，将大量生烧或者过烧变形的器物剔除出来，丢弃在窑场附近，正品则装船运往海内外，仅仅依靠长沙窑遗址里的次品来进行瓷胎评价，就很难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换言之，我们评价一个窑口的性质，应以该窑口的正品为依据，这样所得出的结论才更加客观公正。 　　 　　窑系性质不应简单归类 　　 　　唐朝瓷器的品种非常丰富，不能简单地划分为青瓷与白瓷两类。除鲁山窑外，长沙窑、邛崃窑等都有着与青瓷、白瓷不同的面貌，它们的颜色多种多样，如长沙窑，除了单色青釉外，还有褐釉、白釉、绿釉、红釉以及青釉釉下彩、白釉绿彩等诸多品种，邛崃窑也是如此，硬性地将它们都归纳到青瓷或白瓷系列，总是显得牵强。所以，应该看到唐朝的瓷器世界里还有另外一个角色，它们或披彩色釉衣，或在釉下绘彩，总的来看，离不开一个“彩”字。 　　长沙窑的彩瓷在政府科学发掘出来的瓷器总数中所占比例还是较大的。我们把单色青釉的瓷器作为青釉产品一类，将褐釉、白釉、绿釉、红釉等单色釉以及釉下褐彩、釉下绿彩、釉下褐绿彩、白釉绿彩等釉下、釉上彩作为彩瓷产品一类，根据《长沙窑》一书的统计数据：单色青釉产品所占比例不到40％，而非单色青釉的产品所占比例却超过了50％，所以说，长沙窑的主流产品是彩瓷。 　　最重要的一点是，长沙窑的特点和特色是使用了彩釉来装饰产品。为窑口下定义时，通常主要是根据窑口的特点和特色。正如邢窑、定窑不仅仅烧白瓷，越窑不仅仅烧青瓷一样，学界和市场都是按照各窑口产品的特点和特色将它们定义为白瓷窑口、青瓷窑口。长沙窑瓷器之所以成为唐朝外销、内销的主要产品之一，为世人关注并受到学者重视，就是因为它的特点和特色――“突破了传统的单色釉。”因此，周世荣先生非常肯定地下了结论：“它是从唐代南青北白的众多瓷窑中脱颖而出的一颗彩瓷明珠。” 　　 　　如何看待长沙窑的市场性质 　　 　　从目前各方面的古籍资料来看，尚未发现唐代有中央政府设置的专烧皇家用瓷的瓷窑，仅有贡窑的概念。中央政府的“甄官署”负责管理、制作与发放皇室与官员的瓷器。由此推断，唐代也有“官窑”，只不过是专烧明器唐三彩的窑口，而日用品即“瓶缶之器”则“大小高下，各有程准”，由甄官署要求各地政府去瓷窑场定制进贡。 　　长沙窑在唐代并非一处隐于深山的窑口，与长沙府相距不过区区20公里，而且从李群玉的《石渚》等诗以及黑石号沉船的题记碗都可以看出，当年的长沙窑是十分热闹的，更何况还有许多外国人到此处做买卖，想不惊动官府都不行。根据笔者所藏一块瓷片上书写的“窑司垸子”四字来分析，当时官府已特地为长沙窑成立了一个管理机构，叫做“窑司”，并且划分了一片地方――大约相当于现在的经济开发区――南方称之为“垸子”。这可能是最早的有关官方管理瓷窑机构的文字记载了。政府、军队等使用长沙窑产品的证据很多，如唐代云麾将军孙岩墓中出过长沙窑的模印贴花壶，还有“官酒”等器物也证明了官府、军官使用过长沙窑瓷器。 　　但是，长沙窑是否烧制过皇家用瓷却是个问题。其一，湘阴窑遗址里“南朝堆积层中发现一件底内印有‘大官’字样的青瓷碗，可以证明从南朝到唐初，这里曾烧过专供朝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其二，如果长沙窑里也有带“官”字的器物，那么就可以肯定它曾承担过“专供朝廷”的生产任务。据目前的资料证实，长沙窑器物上的“官”字有好几种落款方法，有的是在底部印“官”字，有的是在底部写“官”字，而且带有“官”字的器物大多制作得比较精细。根据岳州窑“从南朝到唐初，这里曾烧过专供朝廷和官府使用的瓷器”的事实，判断和岳州窑近在咫尺且有一定渊源关系的长沙窑在中晚唐、五代时期也生产过专供朝廷的器物，是完全站得住脚的。 　　当然，长沙窑并非专为官府，朝廷生产瓷器，所以有学者认为长沙窑是“商业性的外销瓷窑”。这种说法值得商榷。首先，长沙窑的市场是“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