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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理论视角下的《海豚湾》 　　［摘 要］ 纪录片不仅激活我们的审美意识，而且也激活我们的社会意识，更重要的是纪录片的拍摄本质上是通过视听语言来说服受众接受创作者观点的过程。本文以2010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长篇纪录片《海豚湾》为例，用传播学说服理论来分析和探讨该片是如何通过拍摄手法、叙事结构等方面来增强影片的说服力并进而影响受众行为的。 　　［关键词］ 《海豚湾》；说服理论；诉诸恐惧 　　 　　2010年2月，一部反映日本渔民大量捕杀海豚的独立电影获得本年度第82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长篇奖。该片导演路易斯#8226;皮斯霍斯带着摄制组深入到日本和歌山县一个名叫太地町的小村庄，用隐性拍摄的手法记录了在那里发生的捕杀海豚的血腥事件，数以万计的海豚被渔民围捕，以供来自世界各地的海豚驯养师挑选，而未选中的海豚则被驱赶到一处秘密海湾之后被杀戮，平均每年共有2万多头海豚被日本人围杀。当听到海豚绝望的哀鸣时，当湛蓝的海水渐渐被海豚的鲜血染红时，无数的观众被这个片子打动，被日本方面严密掩盖的捕杀海豚事件也引起了国际社会极大关注，影片也因此获得了超越视觉感官的巨大的社会影响力。 　　“纪录片就是为了使我们相信、说服我们或让我们倾向于某种对我们所拥有的这个真实世界的特殊看法而做的努力。”①正如比尔#8226;尼克尔斯所说，纪录片不仅激活我们的审美意识，而且也激活我们的社会意识，特别是针对社会问题而拍摄的纪录片往往需要通过说服性努力来达到这个效果。纪录片通过电视、电影或网络等媒介进行传播，而“传播的最基本的形式之一便是说服。说服（Persuasion）被定义为‘由于接受别人的信息而产生的态度改变’”②，态度通常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情感因素（对于某个客体的喜好或感觉）、认知因素（对于某个客体的信念）和行为因素（对于某个客体的行动）。 　　本文将以《海豚湾》为例来探讨传播学领域里的说服理论在纪录片创作中是如何发挥作用，从而影响公众意见和行为的。 　　一、参与式的纪录方式 　　一般而言，纪录片的表达模式有六种：诗意模式（poetic）、阐释模式（expository）、参与模式（participatory）、观察模式（observational）、反身模式（reflexive）和陈述行为模式（performative）。在参与模式中，纪录片的创作者不再像观察模式那样躲在摄像机的后面，隐藏与影片主体之间的关系，而是主观介入影片拍摄过程之中，通过创作者的介入来推动和改变影片的整个发展过程，在这一纪录片表达模式中“电影制作者不再藏身于画外音解说，不再进行诗人般的冥想，不再做‘墙上的苍蝇’，他几乎成了一个普通的社会角色”③。 　　路易斯#8226;皮斯霍斯是一个有着20多年职业经历的世界顶尖摄影师，也是一位坚持20多年的素食主义者。在一次有关海洋哺乳动物的会议中偶遇了理查德#8226;奥巴瑞，电视版和电影版《海豚的故事》的幕后功臣，从他口中得知了日本太地町发生的捕杀海豚的惨剧。于是皮斯霍斯跟随奥巴瑞进入到这一地区开始了与日本渔民、政府斗智斗勇的艰苦的拍摄。影片一开头向我们展示的是夜色笼罩下太地町，灯塔上的探照灯，呼啸而过的警车，皮斯霍斯及他所率领的由环保人士、潜水运动员等组成的行动小组准备行动的画面，画外音告诉观众“我想说，我们确实尝试过通过合法手段拍摄这个故事，我设想这样做可能导致的各种意外，这让我彻夜难眠”，影片开场即向观众交代了此次拍摄面临的种种困难，同时带来强烈的现场感。 　　在面对海豚的态度上，摄制组与渔民和日本政府之间是截然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状态，这决定了影片要想真实记录下捕杀海豚的画面，尽可能地接近事件真相，使纪录片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只能使用隐性拍摄的方式来获得线索。而这一隐性拍摄的过程也正是摄制组深度介入事件、参与到事件发展的过程。于是我们看到摄制组被跟踪和监控、主创人员被日本官员盘问并被禁止进入禁区、与渔民之间的冲突、召集一批精锐队伍加入摄制组、潜入海豚湾安装水下听音设备和隐藏摄像机等场面，这些画面中创作者不再是隐藏在摄像机的背后，刻意隐瞒自己的存在，而恰好相反，《海豚湾》让我们见证了摄制组的拍摄过程，并且正是通过创作者的行为来推动影片的发展。在摄像机带领我们探寻事件真相的过程中，创作者和我们都是面对同样未知的状况和结局，而传播学经典理论认为，吸引受众参与传播行为、过程的信息传播更为有效，也更具有说服力。 　　二、诉诸恐惧的传播策略 　　在针对受众的态度改变传播中，一种较为常用的传播策略是威胁或是激起观众的恐惧，这种策略叫做诉诸恐惧。根据学习理论，某个强烈的恐惧诉求会导致更多的态度转变，“因为它会产生激励作用，引起更多的注意与理解，从而增强接受传播建议的动机。”④传播学者罗杰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于1965年提出了恐惧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