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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的民族化写作 　　 ２００４年的夏天，春风文艺出版社推出了辽宁青年作家薛涛的幻想小说三部曲《〈山海经〉新传说》：《精卫鸟与女娃》《夸父与小菊仙》《盘古与透明女孩》。在我看来，这不仅仅是一次儿童文学新生代作家令人瞩目的写作转型，也是一次关于儿童文学走民族化写作之路的艰难尝试和突围，更伴随一种强烈的带个人化色彩的先锋与实验性。即便是现在看来，它们出现的姿态仍然是孤独而倨傲的。 　　事实上这种孤立无援的状态不独属于薛涛一个人。浙江作家曾涛２００５年推出的《四眼孩苍颉》，以中国神话故事仓颉造字为蓝本而创作的百余万字儿童奇幻小说，关注的人就寥寥无几；而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更早一些的写儿童散文的湖北作家林彦身上，他一直致力于书写关于童年和苏州的中国式系列美文，如《夜别枫桥》等等……我将之称为一种奇特的不约而同、带有些微群体冥想气息的孤独状态，是沉默与寂寞，但却又是相对独立的自省和自持。这种状态也意味着，新生代的儿童文学作家中的佼佼者已经敏感犀利地发现了某种东西，某种让他们坐立不安感到身心疼痛的东西，而这些在明晰与脆弱中折磨着他们的东西，说到底又是那样地无以名状，它们的形态、血肉和气息是如此地混沌不清，以至于混淆在他们的血液里，在他们返家途中老屋的残檐断壁上、在童年小吃儿、昆虫和玩伴之中――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这些个人化探索，与其说是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对于“汉语的文化性格”（薛涛）的写作意识的觉醒，不如说是一次具有私人性的摹写行为、一次回到中国式童年甚至是幼年的幻想与书写的实践，虽然他们那义无反顾的文化捍卫姿态与他们美好单纯的童年式梦想叠印在一起，而一再得到提升，却也似乎让人从中窥到他们某种带有无奈的、轻微的焦虑与激进。 　　要知道，在他们此刻称之为“返家”的途中，一方面强大的现代性和全球化浪潮早已将一切席卷与剥离，另一方面，当他们面对浩瀚而漫长的古中华文化与文明，他们是否真的能在其中找到切肤的熟识和亲切？找到那种心心相印的血脉与感动？尤其是，当他们一再强调和力图从语言、意象、声音的感觉以及审美性灵上，回到本民族文化的源头与汉语的童年，他们是否正忽略着一个重要的基本事实：儿童文学本身作为外来文化的特殊质感，其理念、篇章、气息以及经过书写沉淀的能量，已经构成几代人强大的语言记忆和定势，而他们是否还有足够的力量反拨、颠覆、抽身而去或者打碎重塑一个自己？ 　　似乎还可以更进一步地来说，这些出生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左右的儿童文学新生代作家，他们阅读的起点、书写的样式以及语汇的积攒，更包括他们的精神气质，都似乎更多地受到来自西方文化的影响和浸染，而占有他们童年的阅读视野以及给予他们更多书写语言经验的，也或许并不是《山海经》《聊斋志异》这些鬼怪传奇，而是格林兄弟、安徒生们所构造的精灵世界……或许，更大的困惑还在于，当他们作为一个孩童浸润了西方经典儿童文学丰富的营养，而成年后选择为儿童们写作的时候，他们突然有一天发现和意识到自己童话的幻象、写作的情调，只不过是作为西方写作话语的戏仿而一再出现，他们的句子、语气、腔调包括人物与动物姓氏等等，都透露出不可抗拒的西化色彩的时候，这一刻，谁能体会这书写着的他者的焦虑与惶惑？ 　　问题就在于，当他们返身将目光再次投向自己的时候，投向他们身后伟大的传统和遗产的时候，那么此刻，这是否还是那个端坐纸上的、想像中温情脉脉的、井井有条的传统呢？我注意到，新生代儿童文学写作者在谈到他们的创作理想时曾提到：“……想要的绝非一个标签，是从语言到审美趣味，具体到作品中的意象都非常的‘中国化’的文本”（薛涛）。我还注意到评论者们也用“简单、自然、干净、诗意的美感”（李利芳）来概括实践中的文本。应该承认这样的“返回”，对于新生代儿童文学作家们来说是一种挑战，更是一种责任，即使这返家的路是孤寂而艰苦的，即使他们需要做的并不仅仅是倾听这遥远的召唤。他们更应该懂得的是在时光的绵长与浩瀚之中，去贮备、驾驭以及融合那些矿藏与宝贝，以彼岸之石攻此岸之玉――让精卫鸟、盘古、仓颉们乃至弥漫于苏州的气息不仅仅是一种图像、符号与象征，而同时融化到琐屑的日常生活，并由此获得包容以及超越，真正成为一种整体的、具有中国民间气象与生命力的东西，真正让那源远流长的民族的精魂，切近到现实中可以听到树叶的沙沙作响和血管里扑扑的跳动。 　　而这样一种神秘的通道，一种富有传承与领悟、拿来与点化之妙义的暗道在哪里呢？它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负载着中国儿童文学写作者的殷殷期望呢？如果可以用个技术性词语来假设和比方的话，我想把这样的探寻通道称之为“转码”。熟悉网络的人都知道转码器，通过它可以将不同质的信息相互转化。而我借用“转码”这一词汇，并不是想借助技术性手段来做论述的减法，恰恰相反，这个“码”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与连接了一种未知和已知――正如文化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