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界泰斗　藏家挚友.docVIP

玉界泰斗　藏家挚友 　　 　　我和杨伯达先生的相识缘于创办《收藏》杂志。在10多年的密切交往中，他那渊博的学识、严谨的作风和高尚的人品，像他那伟岸、倜傥的外在形象一样，在我的心目中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中国当代文博大家，中国玉界的泰斗式人物，更是收藏家的良师益友，在他八十寿辰之际，权作这篇小文，聊表我和《收藏》杂志同仁的崇敬之情，并祝愿他延年益寿，为中国的文博收藏事业再立新功。 　　 　　文博大家 　　 　　杨伯达先生1948年毕业于华北大学美术系，曾任职于中央美术学院展览工作室，师从黎冰鸿、王式廓、罗工柳诸先生习画，并从事中西美术史和博物馆学的研究。也因这段经历，1956年他被调入北京故宫博物院陈列部任副主任，后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研究员，在文博战线一干就是40余年。1997年退休后，他退而不休，壮心不已，继续从事研究和著述工作，并担负重要的社会职务。现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中国文物学会玉器研究会会长、北京大学考古系玉器硕士研究生导师等职。 　　也许因为杨伯达先生在古玉鉴赏和研究方面的名气太大，外界对他在其他领域的成就知之不多，仅仅把他看作中国古玉的鉴定专家。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杨伯达先生博学多才，在文博领域涉猎面很广，且有很高的造诣和不凡的表现。他对中国书画史、工艺美术史、陶瓷发展史以及西方美术史等都有很精深的研究，在进行学术探讨、攻克难关时，能高屋建瓴，将各学科的知识稔熟于胸，融会贯通。他的专著和论著《中国工艺美术史》（与田自秉合著，1992年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清代院画》（1993年紫禁城出版社出版）、《珍玩雕刻?鼻烟壶》（1993年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出版）、《清代官窑瓷器》（1994年香港徐氏艺术基金会出版），以及由他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金银器、玻璃器、珐琅器》（1987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和《中国美术全集?元明清雕塑》（1987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等，都反映了他在这些领域的杰出成就。比如，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产生于明代景泰年间的景泰蓝（亦称铜胎掐丝珐琅）工艺是中国人发明的，并被认为是中国四大传统工艺之一。但是，杨伯达先生1956年一到故宫，在筹备明清工艺美术展览时，发现故宫珍藏的景泰蓝没有统一的规格，器物的风格迥异，珐琅的质色也不一样，这引起他的怀疑。经过十余年的研究，反复地进行比对，又借鉴了他在陶瓷鉴赏方面从花纹、釉子、款式来区分不同时代的经验，参考了他多年研究西方美术史的知识，才找到了答案。西方人崇尚宝石，为解决宝石稀有的问题，于是就发明珐琅彩工艺，以珐琅制品代替宝石，这种工艺很早就在英国、巴尔干半岛及伊斯兰国家流行开来。于是他推翻了几个世纪以来对景泰蓝的错误看法，提出这种工艺技术是元代蒙古骑兵西征时从西方带回来的观点，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 　　在这里，不得不提及一件令我十分感动的事情。2004年10月，我们进京向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国家博物馆的专家学者约稿，准备在《收藏》杂志上推出清代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文玩专号。应邀撰稿的专家学者对这个策划很是赞同，但建议我们最好请一位资深老专家从工艺美术史角度为清三代写出概论，这样可以起到总揽全局、厘清脉络、提纲挈领的作用，提高清三代文玩专号的学术水准，并且推荐这个角色非杨伯达先生莫属。当时杨先生不在北京，又担心他社会活动繁忙，能否有精力完成？当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与他取得联系后，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这令我十分感动。不久，反映中国清代尤其是清三代百余年历史、4万余字的论纲：《推陈出新与开拓创新的康熙朝美术》《恭造式样进一步发展的雍正朝美术》《盛极而衰的乾隆朝美术》寄到了西安，在《收藏》杂志2005年第8、10、11、12期与广大读者见面了。在这三篇论文中，杨伯达先生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艺术角度纵谈阔论，条分缕析，向人们展示了清三代工艺美术的重大成就和时代特点，从中可见杨老深厚的学养和精辟独到的见解。比如他在谈到乾隆朝美术时指出，经过顺治、康熙两朝70余年的休养生息，经济有所恢复，到乾隆年间经济空前繁荣，美术亦得到同等发展,当时在全国形成了三个地方美术中心，即以苏州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和美术中心，以扬州为代表的士庶美术中心和以广州为代表的富有西方异国情趣的美术中心；各少数民族美术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各地民间美术和民族美术的熏陶之下，乾隆朝恭造美术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清代院画出现至盛期，宫廷珐琅得到全面大发展，宫廷玻璃器取得突破，漆器工艺继续繁荣，皇家丝织品争奇斗艳，官窑瓷器出现转折，玉器雕刻缓慢繁荣…… 　　 　　玉伴人生 　　 　　 　　杨伯达先生和玉器结缘一生，他在中国玉器研究和鉴赏方面的成就是众口皆碑的。令我特别钦佩的是他刻苦钻研、开宗立派的创新精神和他注重实践、勤于调研的务实作风。 　　杨伯达先生是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