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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激发睿思――俄罗斯文学灾难书写一瞥 　　 在20世纪下半叶前苏联/俄罗斯人民除了遭逢社会的大转型以外，还经历了一系列天灾人祸的考验：1986年4月26日凌晨1时许，位于前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核反应堆爆炸，这是自1945年日本遭受美国原子弹袭击以来全世界最严重的核灾难。“绿色和平组织”发表的报告认为，这场核泄漏事故造成致癌死亡人数约为9.3万。1988年12月7日上午11时41分，一阵巨大的震动摇撼了位于前苏联南部亚美尼亚地区。斯皮塔克镇被完全夷平，全镇2万居民大多数罹难。离震中48千米的亚美尼亚最大城市列宁纳坎（现名居姆里），4/5的建筑物被摧毁。地震造成的严重破坏遍及约1.03万平方公里内的乡村地区。死亡人数接近10万，50万人无家可归。苏联/俄罗斯作家是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这些灾难作出了自己的反应：秉承俄罗斯文学肩负社会使命的传统，从现实之思、伦理之思和未来之思来观照灾难，表达了炽热的情怀、深刻的洞见。 　　 　　现实之思 　　亚美尼亚大地震后，1989年1月8日,莫斯科的作家和艺术家在法捷耶夫文学基金会举行义演，由著名诗人杰麦季耶夫主持，诗人沃兹涅先斯基等到场，朗诵自己的作品。而对核灾难的发生过程和直接诱因的思考，俄罗斯作家直到现在仍没有终止，瓦?梁赞采夫的《不为人知的切尔诺贝利》(Неизвестный Чернобыль，2004)，就对当时的报道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更多的作家则痛定思痛，以文学作品或政论文的形式，对与灾难有关的背景性因素作了深刻反思。尤?维列杰尼科夫和亚?雷索夫的《寂静的切尔诺贝利》集中反映了对决策失误的深刻忧思。文章中写到，该作品的作者之一，在1984年曾致信原苏联化学工业部部长等官员，对乌克兰利沃夫农业化工厂的生产方式提出质疑：该厂的化学原料只有10%用于提高农作物产量，90%排放到空气中污染着周围环境。针对这样尖锐的问题被置之不理的情况，两位作家悲愤地写道：“人们说，太初有言。但事实是，太初有智，其次有言，再后来就开始了言的迷误，智的昏昧。” 　　在一系列事件发生之后，俄罗斯作家开始从总体上反思灾难的根源。1989年1月原苏联作家协会召开理事会，会议以生态问题为主题，苏联《文学报》以8个版面发表了理事们言辞激烈的发言。苏联作协理事会书记尤?切尔尼钦科在以“土地、生态、改革”为主题报告中，回顾了关心环境问题的苏联作家的有关作品。他说：“经济就是经营家园，生态学就是关于家园的科学，它们是一对同根词。从关心那个农民可以储藏粮食、喝香汤、啤酒的家到关心将各族人民联系在一起的联邦的‘大宿舍’，难道不需要巨大的毅力吗？这个‘宿舍’里有14个海，有地球上一半的黑土地，有地球上的全部气候带。可是在历史上一位一流的作家却写下了疑惑：‘我们的土地广袤无垠，但它上面却一片狼藉’。”他呼吁作家为保护生态而写作。对贝加尔湖遭受污染又得不到有效治理的情况，拉斯普京深感忧虑。他说：“就天性而言，我是悲观主义者，我开始写生态题材。” 　　 　　伦理之思 　　经过了苏联时代的无神论教育后，俄罗斯民族的东正教情结并没有消弭。在作家的灾难书写中，除了表层的社会之思以外，还有蕴藏了宗教伦理之思的深层结构。在长诗《地震》的“第三次余震”中，诗人写道：“坍塌了，巴比伦，坍塌了，/坍塌了庞贝城和安尼城，/坍塌了长崎、广岛、塔什干、/阿什哈巴德、什宾塔克/列宁纳坎、基洛瓦坎，/因我们埋下自己的/远离上帝的罪孽/而坍塌。”诗人将地震造成的城市坍塌与基督教的罪孽观相联系：宗教情结所产生的忏悔意识成了思考问题的情感起点。难怪杂志编者将这首长诗称为“亚美尼亚启示录”。1987年德籍俄裔女作家尤丽娅?沃兹涅先斯卡娅出版了俄文版长篇小说《切尔诺贝利星》（Звезда Чернобыль），这部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为题材的小说，将《新约?启示录》与切尔诺贝利灾难相联系。事故发生后，在核电站附近，一个叫卢基扬尼什娜的老太太说：“伊戈尔老爹有本祷告的书，书上讲到了切尔诺贝利。……那书上这样说：天使烧燃了地球上面的茵陈星。用我们的话说，‘茵陈’就是‘切尔诺贝利’。瞧瞧，连词语都不是偶然的。”其实在小说的扉页上，沃兹涅先斯卡娅已经把这个意思说了一遍。作家选择了两条题词，第一条是《启示录》8：10―11：“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烧着的大星，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落到江河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名叫茵陈）；众水的三分之一变成茵陈，因水变苦，就死了许多人。” 　　在拉斯普京的具有预警意义的《告别马焦拉》（1976年）中，安加拉河水电站动工之前清理马焦拉岛是情节展开的背景。女主人公达丽娅静观马焦拉岛的场面，是拉斯普京想像的伊甸园图景：“岛上从这端到那端，从水边到水边，有足够的平原、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