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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纪泽夫人瓷刻墓志铭流言
曾纪泽(1839~1890年)为晚清重臣曾国藩之长子,清末爱国外交家。同治十一年(1872年)承袭一等毅勇侯,次年开始他的外交官生涯,一身兼任英、法、德、俄四国外交使臣。时值多事之秋,列强对中国虎视眈眈,曾纪泽为维护大清国尊严,极力主张不向外强妥协,终于迫使三国不同程度作出让步,不辱使命,保全了国格。清政府对曾纪泽外交上的成功“深为嘉许”,赞扬他“握要力争,顾全大局,深为不负委任”。可惜曾纪泽英年早逝,光绪十六年(1890年)去世时年仅51岁。曾纪泽18岁与父亲挚友贺长龄之女完婚,不料翌年贺氏夫人难产去世,21岁娶刘蓉之女。文献对其妻子刘氏记录不详,《曾国藩家族》一书只约略提及,说“曾纪泽之继配夫人,系湘军主要将领、曾国藩好友刘蓉的女儿,生育子女各三人”,《曾纪泽本传》也只说她“继承了父母的优良品德,知书达理,贤涉文雅。夫妻相亲相爱,互敬互谅。纪泽体质素弱,公务繁忙,时常患病,刘氏细心照料,体贴入微”“接待宾客,应酬交际,适度得体,落落大方”,如此而已。所幸我收藏到刘氏瓷刻墓志,取得了研究刘氏生平的第一手史料,弥补了史籍记载之不足。
1997年10月底笔者与朋友于凌晨5时多赶到清水塘古玩集市,刚上二楼,便见一大群人围在长沙县某古玩商的摊位前议论,原来是摆放着几方青花墓志铭。围看者有指指点点却读不通铭文的,有摇头连说收藏此物不吉利的,一两位看懂了却又有点忌讳的顾客则因摊主要价过高而迟疑不决。我就着昏黄灯光细看,铭文起首即是“皇清诰封一品侯太夫人曾母刘侯太夫人墓志铭,大兴吕海寰撰书。夫人湘乡刘氏,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陕西巡抚孟容先生讳蓉之子,邑曾氏,赠太傅世袭一等毅勇侯、武英殿大学士文正公讳国藩之妇,赠太子少保兵部侍郎、毅勇侯惠敏公讳纪泽之妻也”,原来竟是曾国藩长子曾纪泽之刘氏夫人墓志铭!我好收藏更好研究,家中几件与曾国藩父子有关的藏品皆来之不易,今巧遇刘氏夫人墓志铭,岂有与它失之交臂之理?于是我同朋友护住墓志铭,一人与摊主议价,终于如愿以偿。但遗憾的是此青花墓志铭仅存两块四面,錾刻700余字,至刘氏夫人护送曾纪泽灵柩南归并数十天操持丧事而止。
墓志铭錾刻的是非常规范的隶书。铭文记载,刘氏19岁嫁给曾纪泽,因为纪泽在曾国藩身边锻炼,夫妻长期分居两地。铭文提到曾国藩虽官居要职,但“清俭守约”,而“俸余尝以润其亲旧,家人生产不屑为计”。是说他将节省下来的钱或寄回家里或帮衬故旧,因为家里田产不够,难以维持偌大家庭之生计。还说照顾婆母和伯伯叔叔乃至几个小姑的义务,由儿媳刘氏一人包揽。刘氏在奴俾仆役面前从不颐指气使,她“循家世儒风,治以俭约,躬操井臼,浣濯烹饪”,不到夜半时分不会歇息。且“事叔伯诸姑亦亲调羹汤以进”。墓志铭记载有一事:曾国藩“除礼部侍郎,报至,无以为赏。家人难之,太夫人且喜且愕,亦不知所出”。刘氏见婆婆为难,赶忙安慰婆婆,说自己的嫁妆尚有些未动用,可以拿去典当些钱分赏报子。太夫人深为儿媳的行为所感动,亲戚们亦说难得她如此慷慨而识大体。同治三年(1864年)六月曾氏兄弟攻陷太平天国首都后,刘氏终有机会去南京与丈夫相聚。此时曾国藩被授封一等侯爵,但刘氏依然“布衣蔬食,不改于初”,即使在繁华的南京,也随身带着纺纱的纺车,“夜治木棉,声达户外”。刘氏的节俭也是尽人皆知的。“月支钱入二千储之,常累累厌嗣”,时时想着接济丈夫老家的亲戚们。曾国藩去世后,曾纪泽承袭父亲爵位,被委任为出使大臣。刘氏随丈夫出使英、法、德、俄等国,“居海外八九年,博识多闻,谙习语言文字”,与这些国家的君王和王后见面,言辞举止十分得体而“无紊于仪容”。不仅如此,且“间出议论,以佐惠敏(纪泽)所不逮”,曾纪泽考虑不周时能予以协助,以致朝廷上下皆传颂“惠敏内助得人也”。墓志铭记载,曾纪泽在与俄罗斯划定边界的伊犁谈判中维护了大清国格,还朝后不久,即因积劳成疾,终至不治辞世,刘氏“哀恸逾礼,几不欲生,扶柩南归”,一连数十日,为丈夫的丧事操劳,“血气衰耗”,但念子女需要母亲呵护教养,强忍悲伤……
墓志铭到此中断,估计约有一到二面三四百字之下文不知散失何处。尽管如此,刘氏夫人的音容笑貌已然浮现,她的品德学识之不同凡响亦已有血有肉。
墓志铭为青花砖形,长32厘米,宽21厘米,厚7厘米,以浙江钴蓝绘青花双回纹框边,青翠泛灰。施白釉,胎质坚致白洁,工艺规整。墓志铭撰文并书写者吕海寰,同冶六年(1867年)中举,先后任兵部员外郎,江苏常(州)镇(江)通海道道台。李鸿章举荐其任清政府驻德国、荷兰大臣,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回国,先后任工部尚书,会办商务大臣、商务部尚书。
刘氏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病逝,吕海寰为其所撰墓志铭言简意骇,真实生动。铭文书法强健刚劲,颇具汉魏遗风。墓志铭既是记载刘氏生平的传记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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