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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韬奋报刊思想之“容受性”研究 　　1936年6月28日，邹韬奋在《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一文中明确指出：“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是要大众化，是要不忘却大众，是要切合于大众的真正需要，是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这里，他把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提出来，作为发展大众文化的基本条件，足以表明其为大众服务的思想及其准则。“容受性”，事实上代表的就是民众的利益，他们容纳什么，排斥什么；接受什么，反对什么；欣赏什么，鄙弃什么；感激什么，厌恶什么；需要什么，不要什么等等，总之民众的一切健康、正当的要求，均在二者中有所体现。报刊要能适合于大众的“容受性”，大到编辑思想、服务精神、编辑业务、职业道德、经营管理，小到言论的撰写、读者来信的处理、广告的刊登、遣词、造句、修辞等，都必须以体现人民大众的利益为要求。 　　 　　一、服务精神 　　 　　（一）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思想的精华。早在1925年，韬奋就提出了“服务上之彻底精神”的要求。他主张办报要为大众利益服务，强调办报要“以读者的利益为中心”，“要照顾到一般读者的需要”，称读者的参与是报纸的“维他命”，要以读者为师，“且做且学、且学且做”。报纸要替群众说话，成为“为大众作喉舌的刊物”，进而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报纸”。他认为“只有尽一个人的心力，使社会上的人多得他工作的裨益，是人生最愉快的事情。”韬奋在自己的新闻生涯中，之所以能够始终不渝地坚守为大众服务的目标，就在于他较早地确立了为大众服务的人生价值观。可以说，这是从根本上解决了为什么新闻记者要树立群众意识的问题。 　　（二）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始终统帅着韬奋的新闻出版事业。在筹办《生活日报》时，韬奋说：“本报注重为大多数民众谋福利，不以赢利为最后目的。”“我们这一群的工作者所共同努力的是进步的文化事业，所谓进步的文化事业是要能够适应时代的需要，是要推动国家民族走上进步的大道。”在编辑报刊的服务对象上，韬奋的着眼点也逐渐从市民阶层中的知识分子扩大到广大的工人、农民、城市其他劳动者，把自己的服务对象扩大到除汉奸、卖国贼之外的“最大多数的群众”。他主办的报刊都是以“疲而不倦、劳而不厌的傻子们的服务精神”服务于大众和读者，典型的例子是《全民抗战》在尽力通俗化的前提下，另出了“战地版”、“通俗版”，充分体现了邹韬奋对供应大众精神食粮的高度重视。韬奋还采用低廉的价格和灵活多样的发行方式，他不轻易提高报刊的售价，尽力以低廉价格让更多的读者分享到精神食粮；主张《生活日报》采用中型纸或小型纸，便于读者保存、携带、检阅；宣称《生活日报》要冲破“中国人民大众，教育不普及，购买力极低”，“许多人不能看报纸，许多人能看报纸，而买不起报纸”等难关，而深入最广大的群众之中。 　　（三）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是韬奋新闻出版工作努力的三原则之一。譬如读者来信，韬奋把看读者来信当作“做编辑最快乐的一件事”，“答复的热情不逊于写情书。”它往往“把读者的事看作是自己的事，与读者的悲欢离合，酸甜苦辣，打成一片。”《生活》期间，韬奋每天要收到100多封读者来信。最初，每封来信他都自己拆阅和答复，后来来信实在是太多了，他才确定几个人专门负责处理来信。他为读者提供信息，交流思想，组织读者参加社会活动，为他们代购东西，并风趣地称采购的同志为“马路巡阅使”。韬奋对读者的无限热诚，赢得了广大读者的爱戴和信任。他成为读者的“好朋友”，读者也是他的良师益友。广大读者把刊物看成是自己的刊物，不但自己订阅，还要传给下一代；不但自己受到教育，还用报刊上的道德去教育别人。 　　 　　二、编辑业务 　　 　　（一）努力创办各种报刊，满足不同阶层文化需求。在为最大多数群众服务的指导思想下，韬奋认为报刊一定要成为对读者“有益的精神食粮”，成为读者“常在进步途上的益友。”在韬奋的指导下，生活书店一方面出版比较专门的学术著作，如《世界文库》、《世界学术名著译丛》、《百科小译丛》等，以满足少数文化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大量出版了适合工农大众和青年学生阅读的书刊，如《青年自学丛书》、《新知识初步丛刊》、《少年文库》等。这些书刊从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等方面，为不同阶层、不同文化水平的读者提供了健康有益的精神食粮。抗战爆发后，为了配合形势需要，生活书店又以广大军民为对象，出版了大量抗战文化书刊，如著名的《救亡丛刊》、《战时教育丛书》等，积极宣传抗日主张，大大推动了抗日爱国运动的发展。 　　（二）办报刊要有创造精神，形成报刊的个性与特色。还在《生活》周刊创办之初，韬奋就提出：“我们深信天下无十全的东西，最要紧的是有常常力求进步的心愿。”后来在《经历》一书中，他又总结了办报刊的经验，认为办报刊“最重要的是要有创造精神”。他反对雷同和模仿，把这类刊物称作“尾巴主义的刊物”。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