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重性精神疾病经济负担分析word论文.docxVIP

从总的精神疾病到单个精神疾病病种的研究，从经济负担到生命年的损失，从对个人、家庭造成的损失到企业损失等，都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Andlin-Sobocki 等人对欧洲不同精神疾病的年人均经济负担进行了统计，分别 为：精神分裂症（7688 欧元）、双向情感障碍（6081 欧元）、癫痫（5352 欧元）、 抑郁症（3826 欧元）[11]。根据 /pubmed?term=Olesen%20J%5bAuthor%5damp;cauthor=trueamp;cauthor_uidlesen J 等人的研究结果，2010 年欧洲脑部疾病 的总成本为 7980 亿欧元，占卫生成本的 37%，其中直接经济成本占 23%，间接经 济成本占 40%[12]。在间接经济负担方面，T.Vos 等用 DALY 指标对澳大利亚的精神 疾病进行估计，发现精神疾病占总负担的 20.7%，2000 年全球精神分裂症的 DALY 为总疾病负担的 1.1%，女性为 1.1%，男性为 1.0%[13]。在社会保障方面，绝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出台了各种与精神卫生相关的法律政 策，对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也有较为全面和多种多样的保障措施，如英国的精神疾 病患者除了可以享受许多项目都完全免费的国民卫生服务之外，还可以要求得到 另外的福利和某种形式的住房支持，由于精神卫生问题短期不去工作可以获得疾 病补贴，如果一个人有工作则雇主会继续在一定期限内支付全工资，如果患了长 期疾病还可以获得残疾补贴，除此之外，精神疾病患者还可以选择购买私人精神 卫生服务，但是其占精神卫生费用的比例仍然非常小。国内，李玲等人按不同级别对门诊和住院成本进行测算，得出 2008 年我国 重性精神疾病治疗总成本为 131.87 亿元，约占当年卫生总费用的 1%。其中均次 门诊成本为省级 115.2 元、市级 72.8 元、县级 30.1 元；均次住院成本中费用最高的是地市级专科医院 14099.8 元，最低的是地市级综合医院 2852.9 元。同时， 课题组家户抽样调查结果显示，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家庭用于购买药品及医疗服务 的支出约占家庭总消费性支出的 23%，占家庭总收入的 14.67%[14]。在单病种的研 究方面，黄兴莲等人对广州地区一间市级和区级医院精神病专科医院、一间有精 神科病床和门诊的综合医院的一定时期内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作为调查对象，得到 直接经济负担为 7590.28 万元，间接经济负担为 90891.77 万元直接经济负担中，均次住院费用为城区 14764.5 元/人次、郊县 12386.7 元/人次,男性大于女性， 城区大于郊县[15]。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的商业医疗保险目前并未设置针对性保障重性精神疾病 的险种，各保险公司也均未将精神疾病列入重大疾病险的保障范围[16，17]。据统计，52005 年个人筹资比例大于 50%，医疗负担较重[8]。2011 年以来，各个省市均针对 重性精神疾病实施了不同程度的社会保障政策，但是实施效果尚无相关文献参 考。贵州省针对重性精神疾病的研究远远落后于全国水平。目前为止，可信度较 高的仅有张迪然等人在 2001 年采用整群抽样方法在贵州省内经济条件、民族结构、文化教育方面具有一定代表性的贵阳市、都匀市、凯里市的 3 个市 6 个抽样框架地区, 在框架地区、城市和农村各抽样 500 户, 共 3000 户 9864 人，结果 显示，各类精神障碍（不含神经症）的时点患病率 14.68‰，终生患病率 15.44‰，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据此推算，贵州省约有 50 万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目前由政府开展的重性精神病筛查工作，自 2011 年开展以来，至 2013 年底已筛查出重 性精神疾病患者七万余例，将其纳入政府管理系统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同 时 2011 年出台政策将重性精神疾病纳入新农合特殊病种报销范围，目前正在出 台新的政策并将扩大报销比例，但是在重性精神疾病的疾病负担方面，尚无相关 研究。1.4 研究目的 通过对各级精神专科医院和综合医院精神科的门诊和住院病人进行分层抽样调查，可以获得贵州省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直接经济负担，然后采用人力资本 法计算患者因死亡或伤残而造成的社会经济损失，通过对病人及其家属的回顾性 调查，获得重性精神疾病患者的间接经济负担，同时深入了解目前针对重性精神 疾病患者的各项社会保障政策，与贵州省各项人均指标作比较，了解贵州省重性 精神疾病患者的生存现状，因所患疾病而对个人、家庭及社会所造成的负担，为 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62 材料与方法2.1 相关名词界定2.1.1 重性精神疾病：主要包括精神分裂症、分裂情感性障碍、偏执性精神 病、双相（情感）障碍、癫痫所致精神障碍、精神发育迟滞等。发病时，患者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