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七巧与艾米丽人物形象的比较.docVIP

曹七巧与艾米丽人物形象的比较 　　曹七巧与艾米丽分别是张爱玲与福克纳塑造的两位个性鲜明的艺术形象。虽然两个人物所处的社会氛围、人文环境不同，但作为生存个体，二者的命运极具相似性：都是传统思想及男权统治之下的牺牲品、都在反抗无望后走上自我毁灭。本文从两个人物的人生经历出发，揭示两者生命悲剧，并探寻酿成悲剧的原因。 　　一、禁锢的玫瑰――男权统治与社会戒律的压迫 　　美国南北战争使得南方的以奴隶制为主的经济遭受到迫害，贵族阶级开始出现衰落现象，但清教主义依旧是此时的主流思想，艾米丽出生于此时的贵族之家。父亲掌握着家里的话语权，同时也是清教主义忠实的捍卫者。艾米丽听从父亲的教诲并成长于父亲的阴影之下，她只能通过父亲的眼光和视角来关注外面世界。父亲高大的阴影压制着女儿的人生，用畸形的爱保护着艾米丽，教会了她做一个傲慢清高的“南方淑女”，并手持马鞭赶走了艾米丽的追求者，切断女儿的爱情之光，让年过三十的艾米丽仍单身一人。父亲不关心艾米丽本身，并不知艾米丽作为女性的真正需求，只是将自己的思想同清教戒律一同强加给艾米丽，把女儿拴在自己身旁，使自己成为女儿的唯一，掐断了女儿同社会的联系，艾米丽屈服于父亲的权威。长此以往，艾米丽被父亲禁锢着，同时也依赖着父亲，当父亲死后，艾米丽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她依然如平时一般打扮，脸上毫无哀恸之色。她对大家说，她的父亲并未辞世”。 　　曹七巧是麻油店的女儿，原本充满生命力，“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跟大多数普通姑娘一样，曹七巧对爱情充满着期待，想跟一个普通、健康的男人过一辈子。但事与愿违，在男权统治之下，作为金钱的交易物，她被哥哥卖给姜家做媳妇。在旧式婚姻里，女子无法掌控自己的爱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不能反抗的，神圣高洁的爱情被束上金钱的枷锁，爱情变成追求利益的手段，婚姻关系成了无尽的煎熬与折磨。在曹七巧身上，曹七巧的哥嫂不顾及妹妹的感受，将妹妹卖给“没有生命的肉体”，将曹七巧推向无底洞的黑色深渊。曹七巧的哥嫂掐断了妹妹同普通人、健康人之间的爱情。曹七巧嫁入姜公馆就是她人生悲剧的开始。哥嫂的无情与冷酷使得曹七巧性情大变，再加上公馆上下的冷漠、轻蔑，使得她原本健康的人性在十年之中逐渐磨灭。 　　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中，女人的地位是极其低下的，女人是男人的附属品，在这种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女性也接受了这种极其不平等的待遇，将物性与奴性作为自己的标签，“妇为夫纲”“父死从兄”的思想已浸入骨髓里。曹七巧的哥嫂是可恶的，是导致曹七巧人生悲剧的推手，同时我国封建社会的封建思想、戒律也是导致曹七巧人生悲剧的重要原因。曹七巧本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拒绝哥嫂的安排，但她选择了屈服。艾米丽也是男权统治和社会戒律下的牺牲品，虽然与我国的封建礼教在教条上所有不同，但男尊女卑的思想是相似的，在男权和社会戒律的双重压迫下，女性长期处于被动无权的地位。久而久之，女性也接受了这种现象与地位，艾米丽的父亲操控着她的命运，艾米丽也接受了这种操控，践行着社会的清规戒律，做一个听从父亲之言的“淑女”，压抑着自己的本性。 　　二、反抗的玫瑰――主体意识崛起与爱情的追求 　　“艾米丽的形象在文中是一个矛盾存在体，一方面她谦恭、隐忍、温柔忘我，但另一方面她孤高倨傲、桀骜不驯、自负执拗、我行我素。”艾米丽身上有着反抗精神，她也试图挣脱父亲思想和社会戒律对她的禁锢。父亲死后，艾米丽剪短了自己的头发，教孩子画画，并且勇敢地追求爱情。荷马个北方佬，“身材魁梧，肤色黝黑，动作敏捷，大嗓门”。这与艾米丽“南方淑女”形象格格不入，但“每个星期天的下午，我们开始看见他与艾米丽小姐驾着那辆黄色双轮马车”。艾米丽鼓起勇气，谈起了一场跨越肤色、种族、地位、性格的恋爱，对社会戒律和父亲的腐朽的思想发起了反抗。面对爱情，艾米丽放下了自己的身段与道德束缚，在众人一片质疑中对自己爱的人倾其所有。艾米丽这一举动是对社会戒律和父亲思想的绝对反叛，重新点燃被父亲掐断的爱情之光。 　　曹七巧嫁入姜家之后，受尽嘲讽，生理和心理都得不到满足。但她遇见小叔子姜季泽之后，她逐渐感觉到自己作为一个女人的需要与存在。“季泽是个结实小伙子，偏于胖的一方面，脑后拖一根三股油松大辫，生得天圆地方，鲜红的腮颊，往下坠着一点，青湿眉毛。”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身体，满足了曹七巧对于男性健康体魄的需要。曹七巧知道这种不伦之恋是不道德的，但是她渴望爱情、渴望健康的体魄，在违反传统伦理道德之下，曹七巧勾引小叔子姜季泽。在姜季泽坚决不招惹家里人的情况下，曹七巧质问他自己哪里不如别人。曹七巧勇于冲破重重阻碍和道德束缚，喜欢上自己的小叔子就是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反抗。 　　艾米丽和曹七巧的反抗注定是悲剧性的，无法取得彻底的胜利。一方面，由于社会戒律和道德对这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