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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虚构的呢喃 　　阮梅是以写报告文学起家的作家，她创作的《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汶川记忆：中国少年儿童生命成长启示录》《天使有泪》《罪童泪》等图书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收获。她的作品里有一种坚硬的现实，对这种现实的切肤之痛使她的作品流露出真实的情感，在这部《亲爱的女儿》一书中，她的创作别开生面地从“他者”到“自我”转型，以书信体的形式向女儿讲述自己的童年故事，可以说，一万个妈妈有一万种花期，只是儿女面对的妈妈已经是成人，甚至担负着一个教育者的身份，使亲情的份量有些削减，静下来舒展笔墨之时，就是阮梅母性和女儿性华美绽放并收获亲情硕果之季。 　　如果说冰心的《致小读者》以书信体形式写了一个对小孩子充满爱的姐姐形象，那个形象里多是阳光、日月、理想和希望这些意象，令人欢欣鼓舞，也?人有一种理想的向往，与现实的距离还是比较遥远。而阮梅完全用非虚构的笔法，如此坦诚自己的性格，真实得令人恐惧、令人唏嘘、令人惊心动魄。在寒冷的冬天，冷风刺骨，爬冰卧雪还要去上学，对一个五六岁的小女孩来说是非常痛苦的，结果阮梅一下摔倒了，摔倒之后，“正想着爬起来呢，忽觉脸上痒痒的，像有一条小虫子在爬，我顺手一摸，呀，手指上黏黏的，一看，有血。是风刮的吧？我怀疑。同路的小胖子指着倒在地上的我开始怪叫：出血了、出血了，小梅子摔出血啦！”虽然“我”不觉得疼，但是看着满手惊心的血，“我”大展“哭技”“扯开嗓门哭、声嘶力竭的哭喊、躺在雪地上哇哇大哭”。妈妈赶来把“我”带回家，“骗得了路人的心痛，以肆虐的哭泣成功地逃避了一次上学的艰难。那天夜里，我睡梦里笑醒。”当这种孩童的狡猾被完全细致地再现出来，就形成了一种“假作真时真亦假”的境界，形成一种喜剧效果，这是小孩子对抗成人世界并保护自我的战役第一次取得了“完胜”。现在回忆起来阮梅都得意洋洋。不然经过了近半个世纪的时光磨洗，怎么如此历历在目并被描述得妙笔生花呢？与其说这是阮梅个人经验的一次再续前缘，不如说这是人类童真生命力量的一种永远的光芒，而对童年生命状态的尊重和再现，是儿童文学创作最应该考虑的原点。那么，这种“哭的喜剧”也许成为童心诗趣的一种美好印记，落到现实生活和艰难的人生土壤上的时候，阮梅提醒少女们，面对人生的困境，哭只能是宣泄，并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每个女孩都可以边哭边飞翔”，这才是人生一种最坚韧的力量，也是一种最美的人生姿势。 　　既书写过往的人生经验，又指向少女未来的生活，因为是以过来人“母亲的身份”在与女儿倾心交谈，就形成了作品的复调性和内在的艺术张力。“宁在宝马车里哭泣，也不在自行车上欢笑”的纷纷扰扰的现实生活观念和周遭环境，也许会影响到女孩的婚恋观和人生观。阮梅从自己的爱情生活现实出发，阐明了情感是无价之宝，一个具有独立“自我”和独立人格的人，才是最值得珍惜和最有人生意义的，强调了人生主体性的重要，可谓情真理切，字字呕心之痛，句句肺腑之言，她还非常坚定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宝马好，但在别人的宝马里，再繁盛的风景只会一掠而过。在这样一个盛产宝马爱情的时代，我相信两个苹果的稀有爱情，也可以愈久弥坚。”不得不说当下人们物质生活的繁盛，带来了物质绑架精神和情感的“异化”生存状态，而在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正在形成的青少年时期，最容易自我迷失，这种关于爱情的讨论是非常及时而又非常必要，也是一种诗性人生的唤醒，值得深思。这不得不说六十年代出生的阮梅，在自己的青年时代正好遇到了八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和大讨论时代，对人生信念和未来有一种理想主义情怀，与当下的现实青少年的人生状态有非常大的隔离感，那个时代女青年推崇舒婷的《致橡树》：“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这种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充盈的情感追求，很难被当下一些女孩子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阮梅探讨的爱情似乎是个人性的私语写作，却更具有时代和社会的批判精神和文化反思的力量。 　　青春期的少男少女正处在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在《青少年：同一性与危机》一书中强调的“自我同一性”建立期，除了爱情之花在他们的生命中慢慢开放之外，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也经受着友情的煎熬，结识朋友是他们从外部获得“自我认同”和“确认自我”存在的一种方式。阮梅结合自身成长历程谈了友谊的多种形态，最后告诫孩子，友谊不可以强求，“友谊原本就是一颗长在人们心底的树啊，孩子，我相信，只要你愿意，在你友谊的常青树上，一定还会有新的枝条挥舞向你，它会给予你新的、与往日不同的惊喜。因为，随缘的友情，最美丽。”随缘的友情才能惺惺相惜，才能在人生的路上走得久远。面对女孩的性别特征，阮梅对女孩提出了既古典又现代，既开放又自重，即现实又浪漫的美学旨归，“女孩懂得了矜持，学会了严谨，更需要音乐、舞蹈般的飘逸与放松；女孩懂得了端庄，学会了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