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脑死亡，对生命的重新认识 如果有一天，你的大脑已经死去，但只要使用那些昂贵的医疗仪器，就能维持你还生存着的假象，你愿不愿意浑身都插满管子、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活着”？ 1959年当脑死亡首次被描述后，它就一直站在了风口浪尖，不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社会公众中，都备受争议。到底什么才是脑死亡？人们为什么对它争论不休？ 脑死亡的定义争论 每当人们提及死亡，想到的总是“呼吸心跳停止”这样的传统标准，然而随着现代医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尤其是呼吸机的发明，使得患者在全脑功能丧失、自主呼吸停止以后，仍然能够依靠机械通气维持一段时间的呼吸和心跳，这就在临床出现了“活的躯体，死的大脑”。如此，“脑死亡”的概念便逐渐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最初“脑死亡”被描述为一种超越昏迷的状态。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断修正，世界各国对其定义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全脑死亡”、“脑干死亡”和“高级脑死亡”3个概念上。 “全脑死亡”（Whole Brain Death）是指包括大脑、小脑和脑干在内的全脑机能完全不可逆的丧失。要判定全脑死亡需要同时具备3个基本的条件：深度昏迷、无自主呼吸及脑干反射全部消失[1]（脑干反射包括瞳孔对光反射，如光刺激可以引起瞳孔缩小，以及眼心反射，即压迫眼球可以引起心率减慢，等等）。目前支持脑死亡的国家普遍采用这一标准。 相对于全脑死亡，“脑干死亡”（Brain Stem Death）即指脑干机能的不可逆的丧失。由于脑干掌管呼吸和心跳，因此支持这一概念的人认为，一旦脑干机能丧失，患者的脑干反射和呼吸心跳都会完全丧失，大脑皮层的死亡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全脑死亡标准已经把脑干死亡标准包括在内，所以单独的脑干死亡标准现在已经很少使用。 而“高级脑死亡”（Higher Brain Death）这个概念则更加关注人的社会性一面，认为人如果丧失了社会人这重身份，就丧失了人之所以为人的特性，所以提出人的知觉和认知不可逆的丧失就是死亡。但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植物人”和脑死亡的区别，所以并没能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可[2]。 脑死亡vs.植物人 对于普通大众而言，“植物人”和“脑死亡”确实是一对容易被混淆的概念。 “植物人”即“植物状态”（Vegetative State），是指患者对其自身和周围的环境完全缺乏意识，但他们还存在着部分觉醒状态[3]。植物人还存在吮吸、咀嚼和吞咽等原始反射以及自发性或反射性睁眼、自哭自笑、反射性躲避疼痛等基本反射。但这些都是没有社会意义的，他们不能和外界交流。就是植物人自己的觉醒-睡眠周期，通常也是病态的。 植物人与脑死亡患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植物人的脑干是活着的，因此通常不需要呼吸机的维持，家属可以把患者带回家自行照顾。而脑死亡患者却只能靠呼吸机来维持“活着”的假象。为了维持这种假象，脑死亡患者需要每天花掉几千甚至上万元的医疗费。而植物人因为处于类似冬眠的特殊生理状态，新陈代谢功能极低，因此他们的生活成本也很低，甚至每天只需要一点米汤、牛奶就可以维生（当然长期治疗和护理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另外，植物人即使在床上一躺几年甚至十几年，但他仍存在着醒来的可能，但脑死亡患者却连一点恢复的期望都不会给家属[4]。 脑死亡不可能恢复 之所以许多人无法接受脑死亡，是因为在临床中，机械通气（即气管插管、上呼吸机）可以使脑死亡患者继续维持呼吸和心跳，这两个传统的生命特征的存在会让人以为患者还活着，不忍放弃。但实际上，脑死亡患者的呼吸，只是连上呼吸机后所产生的一种机械性的被动呼吸动作，而不是自主行为——就像电风扇只有在通了电的情况下才能转动，拔除电源后，电风扇并不能自己转动。 而且，由于脑死亡患者的生命“中枢司令部”已经完全罢工，即使有各种医疗器械的保驾护航，通常也并不能维持多久的心跳。所以说，脑死亡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即使给予再多的医疗救治，患者也不会恢复。 立法是为了更尊重生命 出于对生命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在临床中执行脑死亡的标准，并对脑死亡进行立法。 因为，如果患者已经死亡，却由于科技的介入维持着生存的假象，对患者的家属来说，不仅是情感上的折磨，还有经济上的沉重负担。即便家属在经济上能够承担，但这实质上也浪费了整个社会的医疗资源，如果把这部分医疗资源用于那些可以拯救的患者，会更有意义。 从医疗资源的角度来说，脑死亡立法的另外一个意义在于它有助于器官移植。因为，在用仪器维持生存假象时，脑死亡患者体内的各个器官都在不可逆转地走向衰竭，等到传统意义上的死亡时，他的器官已经不能用于移植了。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那患者生前签署的器官捐献协议就此变成了一张废纸。而且，如果没有脑死亡立法，就算家属同意，医生也不能从脑死亡患者身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因为在法律上，他还活着。 法律与临床标准不断完善 所以，许多国家已经或正在进行脑死亡立法，以避免医疗资源的浪费。目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