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任继愈老师-云南师大附中.DOCVIP

怀念任继愈老师 1946届〓白祖诚 2009年7月11日晚饭后，我和妻在大厅沙发上坐下，我打开电视，薇看晚报。忽听得她一声惊叫“唉呀，任老师去世了!”“什么?”，我也大吃一惊，站立起来，接过她手中的晚报凑到灯下看，只见第三版右侧下部长条的新闻《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任继愈去世》的标题，连那两行黑体字似乎都显得严肃而带有悲苦的神情。我细看了一遍，原来老师是早上四点离去的，报导很及时。 任老师去年夏天住过一次院，是住院做体检。那时他精神还很好，和我谈了许多关于我的书出版后的反映，还谈他手头正忙的已完成大半的《中华大典》的工作等。 我又想起了上个月8号我去探视他的情景。进了北京医院九号楼房B区他的房间，见他正在床上安睡，他雇请的欧阳女士在旁边桌前坐着看护。她因我多次去任老家看望时有接触，并帮老师做和我之间的电邮来往收发，所以比较孰悉。见我去就起身走到较远处轻声说“他正睡呢，您先坐会儿”。我问她老师现在病情怎么样，查清是什么问题了吗?她很轻声地答说“入院时只是有点低烧，医生说住院检查一下。现在查清了，是癌，前列腺癌”。我吃惊地问“他自己知道吗?”，她答“没告诉他。不过他一直精神还好，来人看视就有时聊个没完，您上次来聊一阵走后，他还说您来看他聊天他很高兴哩!”我记得那次与他兴奋地谈到形势，我说总的说改革开放这三十年我们不容易，不管还有多少问题，但国家发展了，开始富强了；虽然贫富差距严重但大多数人生活还是改善了。当前的问题是党知道过去有些事做错了，有很大错误，心里明白这个，也愿意改，今后不再犯。 ……那天我们谈了有一个多钟头，我怕累着他硬打住起身告辞，他还依依不舍，说：“没关系，我愿意聊，高兴多聊聊”。使我深感这位93岁高龄的老师仍像过去较年青时那样思想敏捷关心国事高瞻远瞩!这时他醒来了，翻身示意欧阳要上卫生问，但没看见坐在另端的我。等从卫生间出来才看见，露出笑容招呼“哦，你来了!坐坐”又开门见山地聊起来。这次明显精神不如一个月前那次，但谈锋仍健，最后还说了一句“对你的书大家反应很好，接着写”。这是我们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 任老师的去世，使我想起了近70年间和这位尊敬的老师的交往。 我是1940年入昆明西南联大附中后不久认识任老师和他的夫人冯钟芸老师的。那时任老师是联大的教师，被附中请来代授语文课，只是在初中时教了我们班一年课。给我的印象是十分儒雅，有学问，教学认真，对学生循循善诱，态度温和从无严声厉色。冯老师则是联大毕业后到附中当教员，教初中语文课，正教我们班。她关心学生，对跟不上的同学主动给补课，对我的同班知友陈建勋和我本人都补过不少课。 附中同学与任继愈（右三）和冯钟芸老师 1946年我和一些同级或同班的同学考入了清华大学。这时任老师在北大教书，冯老师在清华教书，可能刚结婚，家安在清华园西院。我们去他的新居拜访，受到他们夫妇热情接待，和我们这批中学来的学生畅谈别后情况和国事。那时大家最关心的是内战是否会打起来，中国的前途会怎么样。我记得任老师的看法是不乐观也不悲观，相信在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下，中国终于能走团结进步的方向，摆脱百年来的苦难，建立起一个民主、富强的国家! 后来我们这批人都积极投入了反蒋的爱国学生运动。任老师支持学运，虽然可能直接参加的不多。然而他在做学问上很有成就。 解放后这批学生毕业，走上各个不同的工作岗位，天南地北，各自忙于自己的工作。听说任老师到了北大，当了教授，又转入宗教研究，还受到毛泽东主席个别接见长谈。但不知道具体情况。直至大约80年代初，联大附中的同学们才有机会又一次和任老师聚会，这时他已年近花甲了。具体情况已记不清，只有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他走过来时仍然那么儒雅，步子潇洒而更稳重。 我和他交往最多也最频繁的，是进入21世纪后的10年。就是他已进入八旬高龄后直至他逝世的这段时间。 2000年，我心脏病大难不死出院康复后，整理我的旧稿集成《回忆与思考》二书，请先生赐序。他欣然允诺，写的序中回忆了在附中时的情景，着重讲了学生们要学好知识和学好做人的道理。这本书出版后，我立即开始了酝酿已久的回忆录的写作。同年我还出版了我的《藏柏园诗选》，任老师也看了，见面时只说了一句“你的诗好就好在一个‘真’字”。这十一字的评价，我觉得是对我莫大的鼓励，也有深的寓义，就是强调要说真话!有的老友也有同样意思的评价：“字字真，句句诚，字字血，声声泪”，印证了老师的见解。 2001年春，我为了把自己的写作的指导思想、章节构思和一些重要问题的想法与疑难写成一篇《我怎样酝酿和准备写回忆录》送请任老师指正，他认真看后说“我没什么意见，就先这样写吧”，不久后在北京医院五楼碰见他也去看病，他招手叫我过去在椅子上坐下聊了一会儿，说“我看你的计划很好，观点也对，就这样写吧。写出一部分后，就给我看看，我有兴趣，也可以交换意见”。 从这时起，直到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