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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默被我们强烈地需要 两个猎人在树林里打猎，其中一人突然倒地。他看起来停止了呼吸，目光变得呆滞无神。另一人不得不掏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他喘着气说：“我朋友死了！我该怎么办？”接线员说：“冷静。我能帮你。首先，让我们确定他真的死了。”片刻沉寂之后，听筒里传来一声枪响。回到电话上，那人说：“好了，现在呢？” 这是“世界上最好笑的笑话”。英国赫特福德大学的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在十多年前的一项研究中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当时想要发现在不同国家、文化和人口构成中最广泛接受的笑话。 用怀斯曼的解释来说，我们之所以会觉得一个笑话好笑，有时候是因为它让我们觉得比其他人优越，有时候是因为某种不协调，还有就是减少了引起焦虑的事件对我们的影响。这个猎人的笑话满足了所有三个元素：我们感到自己比那个愚蠢的猎人优越，意识到了他误解接线员所产生的不协调，笑话还让我们针对自己的死亡焦虑发笑。 香港城市大学的张宙桥及同事最近发表的针对香港、澳门和广州的大学生的调查揭示出，尽管三座城市的文化环境不同，但不同类型的笑话对于减轻或加重痛苦所起到的作用却呈现出相同的规律。比如，有亲和力的幽默对抑郁情绪有负作用，也就是它预示着较低的痛苦，而自我嘲笑式的幽默则正好相反。 早在公元前2500年中国的古籍中就出现了幽默内容，但直到今天，科学家对它的了解仍然很有限，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它研究起来太过复杂了。科学家们仍然在尝试回答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我们为什么需要幽默？笑话在生物学上的功能是什么？ 笑话的奇效 对于幽默的功效，一项最近发表在学术期刊《幽默》（Humor）上的研究提供了一点线索。研究人员发现，正如解释“世界上最幽默的笑话”所提到的，幽默的确可以帮助个人承受潜在的死亡焦虑。美国沃希托浸会大学的克里斯多夫·朗（Christopher Long）及同事做了一个实验来证明这一点。 他们把117名学生分成了四个实验组，每组都要完成一些指定的任务。在其中两组做任务的过程中，学生面前的电脑屏幕上会瞬间闪过一些词，包括“疼痛”和“死亡”。另外两组学生则被要求写文章讲述关于自己死亡的想法或是痛苦的经历。 完成这些任务之后，所有学生都被要求给《纽约客》杂志的漫画设计说明文字。设计好后，另有一个独立的小组来读这些说明，评价它们的幽默程度。结果显示，前两组学生设计的解说词比后两组要更幽默。 在此之前，科学家们还发现幽默具有其他一些“神奇”的效果。比如，他们让即将参加数学考试的学生去看幽默卡通，学生考出来的成绩就会更好。如果让学生考前看诗歌，就不会有这种效果。这被认为是幽默能够减少人的焦虑所产生的结果。 在美国，研究人员发现，大选中的政客们如果是完完全全进攻性地追求地位和声望，那么这种做法是不被接受的，相反，他们必须有意地降低自己的高高在上的感觉，以显出自己与追随者之间的平等。笑话成了达到这种效果的有力工具，也被广泛应用在竞选中。甚至会有人研究每分钟发笑的次数与演讲效果之间的关系。 通常认为，幽默能够帮助人们应付环境，也能够帮人减少焦虑。不过人类为什么会进化出幽默这一特质，特别是，它是否为人类的一种适应性改变，是科学界颇有分歧的问题。 幽默的起源 认知科学家史蒂芬·平克（Steven Pinker）在他的《头脑如何工作》一书中曾经对人们了解很少的一些人脑功能做了探索。他认为，幽默的产生，如同艺术和音乐一样，并不是人类进化过程中真正的适应性改变，而是其他进化出的能力的副产品。 自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以来，许多人相信人脑功能的演化必定是生存驱动的。然而从这个角度看，幽默对于人类找到食物和躲避捕食性动物并无帮助，相反，它看起来还是对能量的无谓浪费。 平克还提出，科学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那些进化中已经稳定下来的特点，即那些在个体间并不会表现出很大差异的人脑特征。幽默显然并不属于此类事物。当一个有幽默感的人发现某件事很好笑的时候，他很可能是没办法把它解释给不具有幽默感的人听的。 美国新墨西哥大学的进化心理学家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也同意幽默对于早期人类的生存没有意义。他在2000年出版的《交配脑》（The Mating Mind）一书中提出，幽默的产生可能与进化过程中的性别选择有关。性别选择的过程会放大个体间的差异，以便让女性在择偶时更加容易做出选择。幽默可能是智慧的一个标志物，而智慧对于人的生存就有意义，因而幽默可能在择偶时成为一种有利的品质。 这种假说是否反映了真实的情况？2011年，一个国际研究小组针对这种观点做了考察，看看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是否存在这种情形。它们调查了三千多对夫妇，这些人分布在美国、英国、中国、土耳其和俄罗斯五个国家，数据的时间分布于1985年到2007年间。参与调查的夫妇每人填写了一份长长的问卷，问题诸如“你的伴侣引你发笑的经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