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的喜剧性.docVIP

互联网的喜剧性 　　 　　不知从何时开始，喜剧事件成为互联网的流行色。用喜剧方式搏出位，成了在互联网上出名的必要元素。芙蓉姐姐的舞姿令人发笑、胡戈的恶搞令人发笑、百变小胖的怪样令人发笑……最近一位令人发笑的明星是张钰。 　　有的人可能还不了解张钰，所以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张钰是一位敲诈勒索嫌疑人。专找导演上床，事后要挟人家，写字据答应给她安排角色；不安排角色的，就公开曝光。她最近轰动了互联网，是因为她主动“自首”了―她在网上“坦白交待”了自己的行径，包括敲诈勒索的现场录音、录像材料；还有“检举揭发”“同案犯”的立功表现―曝光了她雇来色诱导演的妓女。 　　让这件事成为喜剧的要件在于：她竟然认真地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就像芙蓉姐姐认真地认为自己是优美的一样。但显而易见，如果张钰真像她自己说的那样，意在反对影视圈的性贿赂，那么，在由“上床―换角色”构成的完整案链中，她首先要控告的，应是换成角色，贿赂“已遂”的，而不是这几个“未遂”的！换句话来说，谁上床后答应给她角色，她就告谁；不给她角色就不告。这样一看，事情不就变得很滑稽了吗。 　　我发现，互联网在根子上是喜剧性的。正因如此，一系列喜剧性的人物和事件，才会在互联网上反复发生并壮大。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喜剧，都符合互联网的本质。当你发现互联网暗含的喜剧规律时，就会举一反三，一通百通，对后现代中的娱乐化及其所以然，有更到位的理解。 　　 　　喜剧的正典 　　人为什么会发笑，这是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超级理论难题。难的不是说清楚具体一次发笑的原因是什么；而是“笑”本身是怎么回事、它的规律是什么。笑如果能定理化，相声看书就会，郭德刚们就没饭吃了。 　　23年前，我作为专业研究，读红军领袖张闻天20世纪20年代译的法国哲学名著《笑之研究》（今译《笑―论滑稽的意义》）时，老实说，没有看懂柏格森在说什么。比如，他对滑稽的定义是：“镶嵌在活的东西中的某种机械刻板的东西。”直到这一两年，我从互联网的角度，才第一次理解了柏格森。柏格森在给“笑”下定义的时候，琢磨的正是今天我们称之为“互联网”的那个东西。106年前还没有互联网，但柏格森对互联网理解的境界，已经超过20世纪50年代的麦克卢汉。 　　柏格森以生命哲学著称于西方哲学史，他强调差异性和创造性的价值优先性。柏格森哲学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生命化反对机械化。我正好认为，信息化本质就是生命化，工业化本质就是机械化。柏格森相当于在用信息化哲学，推翻工业化哲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柏格森可以说是古代互联网思想第一先驱。 　　柏格森正是从“笑”入手来理解生命现象的。他指出：“笑是对不和谐、不合生命、不合社会的一种反应和纠正”，“凡是一个人给我们以他是一个物的印象时，我们就要发笑。”表面上很容易理解，但柏格森的话实际上含有更深入的意思。 　　在柏格森之前，从亚里斯多德开始，人们就一直在研究喜剧的本质，想把握笑的规律。一直到康德美学都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其中亚里斯多德的说法，倒可以解释芙蓉姐姐这类滑稽美。亚里斯多德认为，喜剧的关键概念是滑稽。滑稽是这样一种丑：第一，这是一种对人无害、不使人痛苦的丑；第二，滑稽的丑强把自己装成美。实际上，芙蓉姐姐和张钰都有一种强烈的自信，无视别人对她们的看法。当别人觉得她们丑时（这里的丑不是贬义词，后面会解释），仍坚定地把自己视为美。这种一般人不具备的坚强神经素质，客观上就取得了喜剧演员用来屏蔽观众是非的“强把自己装成美”的“装”的效果。与喜剧演员不同，她们信以为真，而不是在“装”，因此喜剧效果格外明显。 　　黑格尔有一个更为深入的说法，认为喜剧是“形式压倒概念”。马克思据此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几乎是那个时代关于悲喜剧区别的最深刻的说法。我把它概括为：悲剧是形式上“小”的大我，被形式上“大”的小我否定；喜剧是形式上“大”的小我，被形式上“小”的大我否定。 　　从互联网的观点看，黑格尔和马克思都是在“现代性”这个大的范畴之内立论，才会得出这样的比较精英化的结论。 　　可以说，这个结论在过去二三百年的工业化历史中，是有实证基础的；但互联网出现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芙蓉姐姐、胡戈、百变小胖、张钰等一系列反例。这些反例的核心含义在于，后现代力量不再遵循“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这一规律，而是“第一次是作为喜剧出现”。实质性的内涵，是以小我解构大我，成为一种潮流。这就逆转性地背离现代性的喜剧规律，把工业化时期悲喜剧的定义反转过来了。柏格森的理论，由于暗合了互联网的后现代规律，开始显示出力量来。 　　 　　丑与恶含义的反转 　　波德莱尔《恶之花》的发表，是后现代性在文学领域兴起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