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城市规模不足对城市效率的制约：基于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分析.docVIP

论城市规模不足对城市效率的制约：基于中国城市发展现状的分析 内容提要：如何提高城市效率是中国城市发展中面临的重大问题，而城市的规模大小是影响城市效率的主要因素之一。在一般情况下，城市的效率与城市规模呈正相关关系。我国城市发展现状表明除了个别城市外大多数城市的现有规模都偏小，这导致了城市效率的低下。本文详细分析了造成我国城市规模普遍偏小的主要原因，并以此为基础提出有助于形成合理城市规模从而提高城市效率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城市规模，城市效率，城市规模效率，“政府主导型”城市发展模式，“等级—规模”分布法则 21世纪是城市的世纪，我国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我国城市化进程对全球发展产生深刻影响，许多国外学者把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并列为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进程的两大关键因素。的讨论始终占据重要位置。影响城市效率的因素众多，而城市规模大小无疑是这些众多因素中的一个，而且起着非常显著的作用，这一点已经逐渐为城市发展的理论和实践所证明。于是，在认识到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存在着内在关系之后，就需要更深入地解答以下一系列问题：城市究竟应该发展到什么规模最有效率、我国目前城市的规模是否合理、是否有效率，哪些因素影响着城市规模大小、怎样制订科学的城市规模政策促进城市效率的提高----这一连串疑问成为我国城市建设和发展中必须回答的问题。 因此，本文主要从城市规模的角度出发讨论其对城市效率的影响，并结合我国城市发展的现状来进行分析。 一，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关系的基本理论与文献综述 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关系问题的原始雏形是关于“城市最佳人口规模”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中学者们讨论的是什么样的人口规模最适合城市发展，由于人口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城市规模，而“最适合城市发展”又包含了“城市效率”的意义，因此这个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关于“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关系”的问题。对此，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一个城市的人口规模不应该超过中心广场的容量，这个规模大约是5040人；英国经济学家E.舒马赫认为城市合适规模的人口上限是50万人，超过这个规模对城市价值毫无增进；而美国发展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的看法是城市最佳人口规模应该保持在200-300为宜。这些学者的论点各不相同，但是它们大多仅仅是出自感性的判断而缺乏理论与实践论证，有的虽有论证但是只考虑成本或者效益的一个方面而没有深入、全面的分析。在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即城市规模和城市成本、效益之间关系方面作出系统研究的是英国城市经济学家巴顿，他给出了城市规模的成本—效益曲线，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确定合理城市规模的标准（K.J.巴顿 图中AB是平均效益曲线，MB是边际效益曲线；AC是平均成本曲线，MC是边际成本曲线。是城市最小合理规模，它由AB和AC的首个交点决定，比规模还小的城市是不经济的；是城市净效益（AB-AC）最高时的规模，此时AB与AC之间的差最大，对现有的城市居民而言是最理想的规模，但由于MBMC，城市规模仍然要增加；是边际效益等于边际成本时的规模，是最优决策点，此时整个城市的社会效益最高，但对只考虑平均效益的个人来说，因为AB＞AC，所以城市外的人口可能继续迁入，城市继续扩大；处于AB=AC时，在这一点上，城市如果继续扩张就要超出合理规模的上限而产生不经济。 理论模型中的成本和效益由于研究角度的不同而导致涵盖的范围不同：从个人角度看，与城市规模相关的效益是货币收入（主要是工资收入）和从城市公共产品消费中得到的收益，而成本是住房成本、通勤成本与外在成本；从企业角度看，相应的效益主要来自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市场容量的扩大，而成本则指工资、场地费用和设施成本；另外，从整个城市看，效益主要是聚集经济和规模经济，而成本包括“门槛”成本、外在成本以及疏散成本等。正是因为对成本和效益所具体涵盖内容理解上的不一致，导致了模型中各个成本、效益曲线的不确定性，因此、、、也没有一个确定的数值。但如果从全社会利益角度看，以整个城市角度来进行分析显然是最优的。此外，城市合理规模还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当城市人口规模达到相当数量，由于人口密度过高，效益下降时，人口会扩散，使人口密度下降，城市地域扩大，这时又会产生新的效益-成本曲线，产生新的交点。大量的实证研究也已证明，城市合理规模只能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合理规模是时间的变量，随着时间的变化，技术水平在变化，人们的价值观及价值观所构成的评价标准也随之变化，由此会得出不同的最佳规模。 尽管巴顿的模型在成本、效益的明确界定上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它确实给出了分析城市合理规模的方法，得出了城市发展过程中城市规模与城市效率之间关系的一般规律。国内外理论和实证研究也都表明，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效率确实有一定程度的提高：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