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母国规制跨国公司的义务.PDFVIP

环球评论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 母国规制跨国公司的义务 ———兼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最新实践 于　亮 　　内容提要：通过综合考虑条约解释习惯法规则所包含的各项要素，特别是“适用于当 事国间关系之任何有关国际法规则”，可以发现母国义务有很强的法律依据。根据《经 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母国有义务采取措施规范总部在其领土上的跨国公司， 防止其在海外侵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但母国义务受到“采取步骤”、“尽可得到的最 大资源”的限制，这是《公约》自身特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对母国义务持肯定 态度，并在其工作中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积极阐发，这一点与联合国《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 原则》形成鲜明对比。委员会采取了“尊重、保护和满足”的国家义务三分法，并认为母国 义务属于域外保护义务的范畴。尽管委员会的工作存在缺乏连贯性和方法论不透明等问 题，但其支持了“母国义务”这一理论视角，为“商业与人权”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新思路。 关键词：跨国公司　人权　母国　域外义务 于亮，荷兰马斯特里赫特大学博士研究生。 一　问题的提出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侵犯人权特别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现象时有发 生，给人权保障事业带来巨大挑战。为解决商业与人权问题，国际人权法学者提出两种不 同的路径：其一是强调国际法项下跨国公司直接的人权义务；其二是探求国家基于国际人 权条约对跨国公司的规制义务。从现有文献来看，大量研究采用的是第一种路径，即探讨 〔１〕 跨国公司自身的人权义务。 国家义务路径作为较为传统的国际法路径，受到的关注反 〔１〕 参见 ＳｔｅｖｅｎＲ．Ｒａｔｎｅｒ，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Ａ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Ｌｅｇａｌ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ｙ，１１１ＴｈｅＹａｌｅ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 ４４３，４９２－４９６（２００１）；刘满达：《跨国公司的人权责任》，《法学》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 ９７页；何易：《论跨国公司的 国际人权责任》，《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３期，第４０６页。 ·１６０·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中母国规制跨国公司的义务 而相对较少。不过，晚近“跨国公司人权义务”路径的受阻（以美国Ｋｉｏｂｅｌ案为标志）促使 〔２〕 学者重新思考国家义务这一传统的国际法路径。 ２０１１年，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通过的 《工商企业与人权：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指导原则》（以下简称《指导原 则》）在很大程度上融合了上述两种路径，分别探讨了“国家保护人权的义务”和“公司尊 〔３〕 重人权的责任”。 在国家义务方面，国际社会对东道国的义务基本达成共识，但对母国 是否有义务规制跨国公司尚存较大分歧。本文研究的正是母国义务这一问题。特别值得 注意的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在２０１４年５月２３日针对中国第二次国家报告作 出的结论性意见中，特别提到了中国作为母国的义务的问题，并向中国提出了相关建议。 因此，母国义务也是与中国息息相关的问题。 由于跨国公司对人权的影响主要发生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领域，本文的研究范围 也相应地集中于此。在方法论的选择上，本文除了阐述母国义务的必要性，并以《维也纳 条约法公约》第３１条所宣示的条约解释习惯法规则来解释《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 公约》之外，将主要对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的工作进行分析和评述。 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是《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 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监督机构。委员会通过缔约国报告程序和其他机制来履行其对 《公约》的监督职责。缔约国报告程序是《公约》本身规定的监督机制。委员会审议缔约 国提交的定期报告，并将审议结果作成“结论性意见”（ｃｏｎｃｌｕｄｉｎｇ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ｓ），向缔约国 提出关切和建议。随着《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任择议定书》（以下简称《议定 书》）于２０１３年５月５日生效，委员会获得审理“个人来文”和“国家间申诉”的职能，并可 根据《议定书》第 １１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