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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交规礼仪趣谈 图说到交规，并不是近现代的产物，早在中国古代，就已经有各种五花八门的交通规章制度了。唐朝和现在一样，也是右侧通行；酒驾、超速冲进3人以上人群，打50板子，造成伤害60板子，撞死人，肇事者绞刑。比较人性化是：若超速是因为看医生或传达法令，没造成伤害则免罚不扣分。随着汽车业的“爆炸式”发展，轿车走进了千家万户，在给人们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城市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压力，于是，一套套严厉的交规应运而生。那么，在没有汽车的古代，是否也有交通法规呢？答案是肯定的。早在唐朝时我国就有了指导交通和礼仪的文书—《仪制令》。贞观十一年，唐太宗李世民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有一条为：“凡行路巷街，贱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这应该算是我国最早的交规。《仪制令》兴于唐朝，盛于宋朝，山西省略阳县灵崖寺内就珍藏着这样一块路碑。宋廷规定，交管部门必须在京城开封及各州的主要交通要道悬挂木牌，并在上面刻上《仪制令》，要求人人遵守。到了南宋时期，这一规定又由各州辐射到了各县，悬挂的木牌也换作了易于保存的石碑。具体来说，古代的交规主要分为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贱避贵，即老百姓要让官员先行，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封建王朝的尊卑观和森严的等级制度，即便在交通法规中也不会忽略这一点；第二个层面：少避长，即年轻的要主动让年长的，这体现了尊老爱幼的中华美德和思想，在今天仍有积极的意义；第三个层面：轻避重，即负重轻的车要给负重重的车让行，这不仅体现了“礼让为先”的思想，而且也能有效地避免交通事故，减少交通伤害；第四个层面：去避来，即出城的要让进城的先行，进城是为了办事，而出城一般是为了回家，政府当然得考虑其中的缓急。毕竟旧时的城门不是很宽敞，且只设有几个门，不像现在的道路四通八达。由此可见，古代的交规重在礼让和文明出行。另外，古时对行车的方向也作了规定，要求靠右行走，这与我们现在的交通规则是完全一样的。据说，这一规则来源于军队的队列，在冷兵器时代，士兵的主要装备是长矛和刀剑，当两队士兵相遇时，他们肩上的长矛就会误伤到别人，为了避免这种伤害，两队人只好不约而同地分开，都将左边让给对方，自己紧靠右边行走。久而久之，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就演变成了一项重要的交通规则，时至今日，我们依然遵守着这一模式。不仅如此，我国还是世界上第一个实行人车分流、行人分行的国家。先秦文献《考工记》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序三门。”意思是说，王城外有三门，三门中有三途，男子靠右行，女子靠左行，车辆从中行。《大唐新语·厘革》亦载：“城门入由左，出由右。”意思是说，进城的人必须靠左行走，而出城的人必须靠右行走，这一规定既方便了守城官兵对行人的检查，也避免了行人互相拥挤和撞碰，后人称之为“公私便焉”。如果人们不遵循交通法规，怎么办呢？古人自有他们的应对方法。《唐律疏议·违令》中载：“令有禁制，谓《仪制令》‘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此是‘令有禁制，律无罪名’，违者得笞五十。”《杂律》中亦载：“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由此可见，古代对交通违法的处理十分严厉，虽然不会被扣分，但屁股通常会被打开花，想想都让人害怕，谁还敢去“肇事”，难怪杜甫会留下“忆昔开元全盛日，九州道路无豺狼”的佳句。 “打屁股”可不是开玩笑　 唐朝国都长安城是当时世界第一大城市，人口过百万，交通管制肯定是当时朝庭要抓的一项重要事务。按照《唐律》规定，在没有任何公私缘故的情况下，在街道和巷子的人群中，快速驾马或者驾马车的，事主将处以用竹板或者荆条打50次脊背的处罚，唐太宗听说脊背是人的经脉聚集处，因此大发慈悲，改为打屁股。　 如果出现严重交通事故，造成了人员伤亡，就对照斗殴杀伤人的罪行减一等处理。当然，对于交通事故性质轻重的衡量，也是有量化处理的。而因为以下缘故在人群中快速驾马的可以免于处理：公文传递、朝廷命令发布、有病求医，急于追人。如果因此造成人员伤亡的，交钱赎罪，其实就是罚款。　 “坑马”的清交规　 古代的路况较差，道路大多崎岖不平，有雪时路滑，雪化后泥泞，相当难走。为此，清代朝廷制定了一些“交通规则”，尽可能减少雪灾期间的交通事故。《大清律例》规定：因为天气关系骑马撞伤人的，赔偿医药费，还得把坐骑赔给伤者。如果把人撞死了，打一百大板，坐牢三年，另外赔偿死者家属丧葬费，其坐骑则被官府没收。现在一下雪，可能会出现出租车私自涨价的情况，清代亦是如此。嘉庆年间，某文士客居沧州，适逢大雪天，本来在沧州地面雇一驴车，一天只要四百文钱，因为下雪，车价涨了一倍，该文士感叹道：“雇驴冲雪非容易，日费青钱八百文。”有时候你多掏一倍车价，也不见得能雇到车，因为下雪天车夫生意极好，“雪地呼车时辰久，靠着门旁叫腿麻。”跟现在雪天市民出门一直打不到车的情形很相似。　 由来已久的“左侧通行”　 春秋战国以来，历代或以右为尊，或以左为尊，但不